川江津。鄭超麟沒有參加彭述之一派的大會。
解放後，1952年12月22日，鄭超麟作為託派骨幹分子被捕，關押於上海。“一個人獨處一個房間。”1972年9月28日獲釋，送往上海南匯周浦鎮附近某勞改工廠。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鄭超麟於1979年6月5日恢復公民權，離開勞改工廠，遷入新居（也就是我採訪他時所住的兩居室），併成為上海市政協委員。
雖說鄭超麟恢復了公民權，而且成了上海市政協委員，但是他畢竟身份特殊，所以他的活動受到限制……
在監獄關押期間，由於當年曾與他一起留法的周恩來的關照，他的生活得到照顧。他不做勞役，可以看書、寫作。監獄供應他筆、紙。鄭超麟先生告訴我：“在獄中，我寫了一百多萬字的手稿，其中有三卷政治著作，四本音韻學著作，八卷詩詞，一部德國長篇小說譯稿，四部中、短篇小說譯稿，若干學術著作譯稿。這些手稿都經謄清，可以直接付印的。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獄中也不安寧。一位當時的軍代表把我的這些手稿統統抄走，據說燒掉了！”
在監禁期間，自1956年起，他曾多次參加監獄組織的外出參觀，也曾在上海人民廣場參觀過五一節、國慶節慶祝大會，還多次參加過政治學習。
到了勞改工廠之後，本來在上海康定東路居住、養病的妻子，獲准遷來與他同住。由於周恩來的關照，勞改工廠每月發給他八十元生活費，比當時勞改工廠廠長的工資還高。他和妻子住在一間二十平方米的平房裡，但只能在院內活動，不得出院門。外出要請假，要有人陪同。
使鄭超麟感到萬分遺憾的是，1979年，當他完全獲得自由，真正“弗來”，遷入新居才幾個月時，妻子卻因心臟病去世！她是雲南昆明人，生於1902年12月18日，終年七十七歲。
我在那張“全家福”下面，看到鄭超麟所寫的一首《摸魚兒》，寄託了對妻兒的一腔深情：
記當年雙棲梁燕，一雛初展毛羽。甘泉烽火頻驚夜，四野茫茫煙霧，愁幾許！但雙翦差池，未改原風度。雛兒穎悟，便一笑一顰，一言一動，總有可人處。天何意？嫩蕊先凋霜露，柔枝早折風雨。呻吟宛轉三年近，舊眼無言漫注。終莫補！似清夜流星，一閃隨塵土。韶華易誤，況比翼分飛，故巢久破，追想更悽楚。
我發覺鄭超麟先生確愛“閒吟詞句學蘇辛”，請他出示詩詞。他拿出了他的詩詞集手稿，封面上寫著《玉尹殘集》。
我不解其意，問道：“玉尹何意？”
他笑道：“反正總有用意。”
我猜道：“玉尹，是不是‘獄音’的諧音？”
他大笑說：“你猜對一半。玉尹，即‘獄隱’，是在獄中隱藏下來的。因為在獄中寫了四百多首詩詞，全被那位‘軍代表’抄走。出獄後，我憑記憶默寫。只憶出八十四首，故稱‘玉尹殘集’。”
我翻看他的詩集，大都是寫他在獄中的所思所念，一吐心曲。如《清明》：
無花無酒過清明，
剩蛋殘糖對晚晴。
終勝遊魂墟墓上，
祭盤徒羨足三牲。
1984年，我訪問鄭超麟先生時，他曾告訴我《鄭超麟回憶錄》一書已於1983年元旦校畢清樣，而且已收到兩千元人民幣稿費，即可出版。但是，他遲遲不見樣書。他不知道這本書到底是否已經出版。寫信去問，也得不到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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闖入托派禁區（10）
想不到，倒是我先發現了這本書！
在北京，有個內部購書處。去北京時，我凡有時間總要到那裡“淘書”——因為那裡的書是外面書店見不到的。我在1986年11月又一次前往那裡，看罷架上的書，請朋友開啟書架下面的櫃子，我知道那櫃子裡的書更“內部”。
我馬上發現新出的灰皮書，上面印著一行黑字——《鄭超麟回憶錄》！
在書前的《出版說明》中，我見到這麼一段非同凡響的文字：
“作者至今在中國革命與俄國革命的種種重大問題上，仍完全堅持托洛茨基主義的立場，並仍然擁護托洛茨基與陳獨秀的種種主張。”
我當時有一種震懾感：一個因託派問題而被單獨囚禁達二十七年之久的老人，在出獄後仍公開宣告“完全堅持托洛茨基立場”！須知，在中國，託派一度等於“反革命”。在延安，王實味就死於託派之罪（儘管他並不是託派，只是曾經同情過託派）；在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