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的大意是：“我看到了你們各派的主張，認為並沒有什麼原則上的分歧，那麼為什麼要分成幾個組織呢？”
於是，中國託派的四個組織，終於醞釀“大聯合”。經過多次的談判以至爭吵，在1931年5月1日至5月3日總算召開了“統一大會”，選舉七名中央委員，鄭超麟當選了。陳獨秀為總書記，鄭超麟為宣傳部長。統一後的中國託派組織，稱“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又稱“列寧主義者左翼反對派”、“中國布林什維克列寧派”）。
鄭超麟一躍成為託派中央委員兼宣傳部長，而彭述之僅為候補委員，尹寬連大會代表都未當上。鄭超麟說及其中的原因，回憶道：“一次在彭述之家裡，陳獨秀評論幹部，曾說：‘鄭超麟這個人沒有領袖慾。’他這話隱含著另一種意思，即說別的人積極努力，也是想當領袖的。尹寬敏感，聽出了這個意思，便回答說：‘鄭超麟不是沒有領袖慾，而是對革命不負責任。’那日談話，我不在場，是尹寬事後到我家裡來，告訴我的。我不積極，不努力，究竟是沒有‘領袖慾’，還是對革命不負責任——直至今天我自己也還弄不清楚。陳獨秀不願在統一的組織中再同彭述之合作，因之不願彭述之當選為大會代表。但在原陳獨秀派中倒有不少的人擁護彭述之，這些人同時也反對尹寬。不讓彭述之當代表，就不能讓尹寬當代表。代表選舉是陳獨秀和何資深佈置的。他們把我這個一向退後的、‘沒有領袖慾的’或‘對革命不負責任的’人拉出來當代表，也就是準備（讓）我加入統一組織的領導機關。”
託派們花費了莫大的氣力統一了組織，好不容易選出了中央委員，正準備跟中國共產黨較量一番。不料，在統一大會開過後還不到三個星期，國民黨一舉逮捕了七名託派中央委員中的五名，還逮捕了一批託派骨幹。在國民黨看來，託派也是共產黨，同樣要加以消滅。總書記陳獨秀雖然倖免，想重整託派旗鼓，但到了1932年也被國民黨逮捕，關押在南京。
鄭超麟是在上海租界被捕的，被引渡到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他被國民黨法院判處十五年徒刑。1931年11月，押往上海漕河涇模範監獄。雖然“模範監獄”名聲挺好，其實如同地獄。與鄭超麟同時被捕的託派中央委員陳亦謀、候補委員宋敬修，先後病死於國民黨監獄。“尹寬生了一場大病，眼見就要死的，監獄當局才許可他保外就醫。”
1935年，劉仁靜在北平被捕，押往南京。鄭超麟回憶說：“劉仁靜立即投降，未曾判刑，送去反省院反省半年。……我關在南京軍人監獄時，那裡有個印刷廠，反省院的刊物也在那裡印刷。我有機會看到一兩期刊物，其中有犯人寫的文章。我看了劉仁靜的文章，也看了彭康的文章，都覺得很可恥。”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全面抗戰開始了。國民黨迫於形勢，釋放一部分###。共產黨犯人獲釋，託派犯人也獲釋。8月，陳獨秀、鄭超麟獲釋……
在鄭超麟先生的臥室牆上，我看見掛著發黃的“全家福”——妻子穿短袖旗袍，兒子約莫六歲，穿西裝。我問及他們家庭情況。
他告訴我，妻子叫劉靜貞，結婚多年未育，直到他1937年出獄，妻子才懷孕。1938年生下兒子，取名鄭弗來。弗來是法語中“自由”的諧音，用以紀念他出獄，獲得自由。出獄後，他在上海一邊繼續參加託派活動，一邊靠譯文為生。他懂英法德俄四國外語，還懂世界語，他當時翻譯了許多國外小說，以稿費維持全家生活。
鄭超麟先生拿出一部厚厚的小說給我看，那是俄國梅勒支可夫斯基著的《諸神復活》，署“綺紋譯”。他說：“綺紋，是我的筆名。”這部譯著，有五十多萬字，於1941年由中華書局出版。他手頭儲存的，是臺灣中華書局1964年重印本，硬皮精裝。
他還告訴我：“當時，我曾把自己的譯著送給傅雷，傅雷也把《約翰·克利斯朵夫》送給我。”
闖入托派禁區（9）
1945年，鄭超麟蒙受了巨大的精神打擊——他的獨生子鄭弗來因患肺病去世了，才七歲！
鄭超麟曾這麼說及：
“我1937年出獄後第二年生的弗來，自成胎至死亡都在戰爭期間，母親懷孕，生產，哺乳又是當我們逃難在鄉下的時候，以此營養不良，時常發熱，最後發現了肺病。他死於《自序》寫成之後三個星期。一個聰明可愛的孩子！我一生未曾受過如此重大打擊。”
1948年夏天，彭述之在上海舉行他那一派託派的“建黨大會”。陳獨秀已於1942年死於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