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自始反對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在‘五大’期間，我同尹寬閒談時批評了當時聯合‘國民黨左派’的政策，尹寬把我的話寫入他的文章發表於後來中央在上海出版的內部刊物；在上海，我在《布林塞維克》第一期上寫了文章，斷言革命已經失敗了……當時我完全不知道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發表了什麼言論。我接受託洛茨基主義是有思想基礎的。”
也就是說，後來他讀了托洛茨基的文章，與其說一拍即合，倒不如說他原先就與千里之外的托洛茨基不謀而合。這裡提及的尹寬，在20世紀20年代曾歷任中共山東省委書記、上海區委書記、安徽臨時省委書記、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後來與鄭超麟一樣成為中國託派骨幹。
鄭超麟憶及自己是怎樣讀到托洛茨基文章的。那是1929年他出獄不久，“一天，尹寬跑了來，拿出幾篇油印的文章給我看，說是托洛茨基寫的，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他說，有個青年同志名王平一，山東人，他在山東工作時認識的，不久之前從莫斯科回來，找到了他，拿這些文章給他看。他看了，現在拿給我們看……當時，陳獨秀住在老靶子路（今名武進路），在北四川路西邊，離我們很遠，但他幾乎每日來看我們。去彭汪家（即彭述之、汪澤楷家）時多，來我們家較少。托洛茨基文章，是尹寬拿到彭汪家去的，陳獨秀也看到了。”
後來，他們把托洛茨基的文章，鉛印一本集子，“名為《中國革命問題》，陳獨秀拿出印刷費，由王平一等人送去排印的”。他們花了幾個星期，討論托洛茨基的文章。“這幾個星期的思想鬥爭，是一件大事。對於我個人來說是大事，對於我們陳獨秀派和陳獨秀本人來說也是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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