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蒙達爾郊區的于山孫橡膠廠勤工儉學。這家工廠在運河岸邊，生產套鞋、膠鞋、腳踏車輪胎之類的橡膠製品。那裡，有二十多個中國學生，一起住在一間木棚宿舍。後來，來了一位四川口音的學生，叫鄧希賢，也住在那裡。鄧希賢即鄧小平。
“少年共產黨”成立後，辦起了油印的機關刊物《少年》，發表文章一律用筆名。李維漢用“羅邁”，王若飛用“雷音”，趙世炎用“樂生”，鄭超麟用“絲連”等。鄭超麟記得，周恩來的筆名為“伍豪”，此名源於周恩來在天津“覺悟社”的社員編號——五號，諧音為“伍豪”；劉清揚的編號為二十五，諧音為“念吾”。
1923年2月中旬，鄭超麟在巴黎西郊出席了“少年共產黨”的臨時代表大會。會議開了四天，選舉周恩來為書記。迄今，在鄭超麟臥室牆上，還掛著這次代表大會閉幕時全體代表的合影。
這年3月18日，鄭超麟和趙世炎、王若飛等十二人赴蘇聯學習。周恩來同行。鄭超麟來到莫斯科，在東方大學學習。
1924年春，鄭超麟在莫斯科加入中國共產黨。旅莫（莫斯科）黨支部舉行鄭超麟入黨儀式時，李大釗出席了會議。這樣，鄭超麟便成為中國共產黨早期活動家之一。
鄭超麟於1924年7月下旬離開莫斯科，途經海參崴，坐船回國。9月下旬到達上海，擔任了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中共上海地方委員會委員。
1925年1月中旬，中共“四大”在滬召開，鄭超麟擔任大會記錄。7月，中共上海地委改組為上海區委，鄭超麟為中共上海區委的七個委員之一，負責宣傳工作。他還擔任了上海大學教授。
1926年4月，沈雁冰（茅盾）擔任了中共上海區委委員，負責民校工作。他與沈雁冰有所交往。
1927年2月中旬，上海工人舉行第二次暴動。指揮部設在辣菲德路的啟迪中學。他回憶說：“瞿秋白坐鎮那裡，我也日夜在那裡值班。舉事那天夜裡，周恩來也在樓下聽取各方面的彙報。”“二次暴動失敗後，中央和區委召集聯席會議，決定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準備第三次暴動。”鄭超麟擔任了“特別宣委”。特別委員會由中央局的陳延年、李立三、伍廷康和原在上海的趙世炎、周恩來組成。3月下旬，上海工人舉行波瀾壯闊的第三次武裝起義，佔領了上海城。鄭超麟忙於“採訪新聞，起草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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闖入托派禁區（6）
4月12日，晴朗的上海突然烏雲密佈，蔣介石發動了政變。4月27日，中共第五次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鄭超麟作為“發言權代表”出席了“五大”。會後，他出任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長。
這年8月1日，爆發了震驚中外的南昌起義，揭開了歷史新的一頁。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鄭超麟出席了會議。
會後，鄭超麟復回中共中央工作，來到上海。他編輯過中共中央刊物《嚮導》和改刊的《布林塞維克》。他還是《共產主義ABC》第一個中譯本的譯者。
1928年夏，鄭超麟作為中共中央特派員前往福建整理黨務。1929年3月18日下午，他在上海家中被國民黨逮捕。關押四十多天後出獄。6月，他參加託派。年底，他被中國共產黨開除黨籍。從此，他由馬克思主義者，轉為托洛茨基主義者，與中國共產黨分道揚鑣。
托洛茨基反對派，本是蘇聯共產黨內的一個派別，始於1923年，首領為托洛茨基（1879—1940）。他曾為布林什維克黨中央委員。十月革命後，曾任外交人民委員、陸海軍人民委員、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等職。在列寧病重、逝世後，托洛茨基在許多重大問題上，與以斯大林為首的聯共中央產生嚴重的分歧。1927年，托洛茨基被開除出黨。1929年被驅逐出境。1932年被取消蘇聯國籍。
由於托洛茨基與斯大林在中國革命問題上產生尖銳分歧，便對中國產生了影響。特別是“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中國大革命失敗，關於中國革命的路線之爭愈加激烈。托洛茨基指責共產國際當時讓中###員加入國民黨的路線是導致中國大革命失敗的原因。1928年6月和10月，托洛茨基寫了《中國革命的總結和前瞻》、《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後的中國問題》，就中國革命發表了一系列意見，批評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在他的影響下，中國出現了託派分子。
鄭超麟這樣談及自己由中###員轉為託派分子的思想過程：“我個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