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為2000年銷售額220億元，利潤達30億元的電子百強企業，令思科、愛立信等一眾電信巨頭紛紛側目。
王石和任正非的見面屈指可數，難得的一次居然是在飛機的商務艙內。但就是這次高空的閒聊，給王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任正非告訴王石，華為除了在各大名校網路高才生外，也會主動到一些邊遠山區，像廣西、貴州等地招收大學畢業生。任正非的道理很簡單，名校畢業的學生到了深圳並不安心，這山望著那山高，總覺得自己可以有更大的出息。華為曾經集中力氣把全國各大高校相關專業的高才生都籠絡到深圳，最後發現流失率正集中在這些學生身上。而從邊遠山區招來的學生，到了深圳這樣的現代都市，一定會覺得是機遇難得，所以對企業有著極高的忠誠度。
任正非出身軍人，據說生長在貴州的三線企業，對從艱苦環境走出的年輕人有感同身受的理解。而對於一貫崇尚名校的萬科，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萬科在洋派董事長王石的貴族理念支援下，一向唯名校學生是賢，這在業界也是出了名的。不過，王石是何等聰明的人，他聽了任正非的一番話，回到深圳後立刻向人力資源部指示：以後每年都到貧困地區招進一部分員工。
王石舉一反三：“他說得有道理，你看這麼火的‘超女節目’為什麼是湖南做出來的？他們大量的人是湖南本地的大學甚至中專培養起來的，而不是什麼北電北廣。在做具體事情的時候，執行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做事做人方面，任正非有些地方其實和王石有異曲同工之妙：他們都是忍耐力很強的人，都是苦熬著把企業從很小的規模做到今天揚名立萬，在這個過程裡都採取了稱得上極端的做法。王石堅持萬科走專業化道路，不惜把旗下即便在行業裡是數一數二的企業全數砍掉；任正非則在《華為公司基本法》開篇，核心價值觀第二條如此描述：“為了使華為成為世界一流的裝置供應商，我們將永不進入資訊服務業。透過無依賴的市場壓力傳遞，使內部機制永遠處於啟用狀態。”——一個“永不進入”，把任正非做事撞了南牆也不回頭的風格表現得淋漓盡致。另有一點，王石和任正非都是理想主義色彩濃厚的人，都用一種幾乎是詩情的理念管理著企業，無論是王石的開放還是任正非的封閉，都表現出一股執拗的自信。這樣的人也沒有妥協可言，王石說讓權就讓權，沒有一點含糊；而任正非呢，一部《華為公司基本法》端將出臺，把華為銅牆鐵壁地封閉起來，一統春秋，管你外界說什麼，任正非兀自屹立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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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這個人》：對手（4）
王石和任正非幾乎構成了深圳企業家群裡兩道最獨特的風景，這兩個都稱得上偏執的人，為深圳貢獻了兩個最有個性的企業。
他們也有打交道的時候。1988年，萬科股份制改造，向社會發行股票，那是一個艱難的過程，王石回憶起來，感覺簡直像今天上門賣保險那樣痛苦。買萬科股票的大戶幾乎都是關係人或企業，唯獨有兩家不是，一個是中創集團，另一個就是任正非的華為公司，當時華為成立沒有多久，但一下子買了30萬的股票，這不是一個小數目。王石後來聽手下人講，華為這30萬買得非常爽快，並且還掏錢請萬科的人吃了一頓皆大歡喜的晚餐。
沒有人問過任正非當年為什麼要那麼豪爽地購置萬科的股票，王石也沒有問過。我想，除了商業上的判斷，任正非與王石英雄相惜的心態也難免暗藏在其中。任正非後來因為一塊地也親自找過王石。那塊地是華為的，拿出來拍賣，因為擔心其他發展商拿去了會開發得不好，而且華為也需要解決很多職工的宿舍問題，他讓副手把王石約出來，希望和萬科聯手一起投那塊地——在關鍵時候，任正非總是選擇了信任萬科。
有許多和王石熟絡的媒體，希望透過王石找到任正非，破一下任正非從不接受採訪的戒，但王石一般都拒絕了，因為他明白自己去找也是一樣的結果。他能理解得了那個堅持，換了自己，其實也是一樣的。戒就是戒，永遠都不能破，也破不了。
在總結和自己同一時期的企業家時，王石很喜歡用兩個詞：“理想主義”和“激情”，但後一個詞他從不用在張瑞敏身上。
曾經有一個出版人對我說，當今中國社會的企業家裡，能夠得上出書的，也就王石、柳傳志、張瑞敏三個人。2006年初，王石曾經對媒體開玩笑說：“他們兩人的活躍程度不如我。為什麼？柳傳志現在62歲了，張瑞敏也快60歲了，但我今年只有55歲。我有年齡的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