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奧斯滕可以讓聰明的漢斯計算出3加5等於多少，而馬會等到主人提問結束，敲打8下，然後停下來。有時候，奧斯滕不是口頭提問題，而是將問題寫在硬紙板上，然後舉起來讓聰明的漢斯看，而這匹馬理解書面語言的能力似乎絲毫不遜色於它理解口頭指令的能力。當然，聰明的漢斯並不能答對每一個問題，但是，它的表現比其他任何釘掌的傢伙都好多了。它在公共場合的表現讓人印象深刻，很快就成為柏林的風雲人物。1904年，柏林心理學研究所的主任派他的學生——奧斯卡？芬特格斯（OskarPfungst）非常審慎地調查這一現象。而芬特格斯注意到，如果奧斯滕站在聰明的漢斯身後而不是面前，或者奧斯滕自己也不知道問題答案的話，這匹馬答錯問題的機率就要高得多。在一系列實驗之後，聰明的芬特格斯終於證明聰明的漢斯其實並不會閱讀，而它能夠讀懂的其實是奧斯滕的肢體語言。當奧斯滕微微弓身時，聰明的漢斯就會開始敲擊，而當奧斯滕直起身子，或者稍微歪一歪頭，或者微微挑眉，它就會停下來。換言之，奧斯滕在最恰當的時間發出訊號讓聰明的漢斯開始或停止敲擊，這樣就造成了馬能夠回答問題的錯覺。
聰明的漢斯並非天才，但是奧斯滕也沒有招搖撞騙。事實上，他曾經用了很多年的時間耐心地教授自己的馬兒數學和世界形勢，而當他知道原來自己是在自欺欺人時，真的感到相當的震驚和沮喪。這種欺騙非常巧妙和有效，卻是在無意之間做到的，而奧斯滕並非唯一一個這樣做的人。我們可以將心理免疫系統完成這項任務的過程稱為“戰術”或者“策略”，但是，這些詞都不可避免的帶有計劃和故意的色彩。而事實上，我們卻不能把人們當作是操控這一切的陰謀家，認為他們有意識地試圖從自己的經驗中得出積極的觀點。研究人員指出，事實恰恰相反，人們通常都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這樣做，但是，如果非要他們給出一個理由，他們卻準備好了現成的理由。比如，在志願者們看著電腦螢幕的時候，螢幕上閃過一個又一個單詞，每個單詞停留的時間不過幾微秒，人們根本就無從知道自己曾經看到過這些詞，也無從猜測這些詞到底是什麼。如果螢幕上閃過的是“敵意”這個詞，志願者們就會以消極的態度看待他人。如果螢幕上閃過的是“老邁”這個詞，志願者們就會走得很慢。如果閃現的是“愚蠢”這個詞，他們就會在考試中表現的很糟糕。而事後，當他們被要求解釋自己為什麼會那樣判斷、行走，以及在考試中有那樣的表現時，他們不是說，“我不知道。”而是很快調動大腦考慮一些他們知道的事實（“我走得很慢”），並對自己的行為進行合理但是謬誤的解釋（“我累了”），而旁觀者也可能得出同樣的結論。
在烹調事實時，我們同樣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這麼做，而這其實是一件好事，因為刻意要得出正面的觀點（“破產一定會有什麼好處，除非我發現它，我就不離開這把椅子”），其實就種下了自我毀滅的禍根。一些志願者欣賞了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的《春之祭》。一些人的任務是聽音樂，而另外一些人則被要求一邊聽一邊努力讓自己高興起來。在曲目結束時，比起那些只是聽音樂的人，被要求努力快樂起來的志願者們情緒要差得多。為什麼？有兩個原因。首先，也許我們可以閉上眼睛、坐著不動，什麼也不做，然後特意去從自己的經驗中得出正面的結論。但是，研究表明，但凡我們有一點分心，這些刻意的企圖就很有可能逆火，反過來讓我們感覺更差。第二，刻意烹調事實實在是太明顯了，讓我們覺得自己很輕賤。當然，在未婚妻將我們孤零零地拋棄在婚禮聖壇前時，我們希望相信沒有她自己會生活得更好，如果能夠發現支援這個結論的事實（“其實她根本就不適合我，是吧，媽媽？”）我們的感覺會更好。但是，發現這些事實的過程必須感覺起來像是一個發現的過程，而不是刻意的粉飾太平（“要是我們這樣來提問題，而且只問媽媽不問別人，我幾乎一定能夠聽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一旦詭計被拆穿，曾經被人拋棄的這個汙點就會在自己的可憐素質列表中顯得非常顯眼。積極的結論要令人信服，就必須建立在我們自信是誠實得來的事實基礎之上。我們透過下意識地烹調事實然後有意識地消費它們來做到這一點。人們在餐廳用晚餐，而廚師卻藏在地下室。這種無意識烹調的唯一好處就是它行之有效；而它的代價卻是，我們因此變成了自己的陌生人。現在，請允許我向你解釋這個過程是如何發生的。
對現實免疫（2）
從向前看到向後看
據我所知，還沒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