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社民主”到“財紳民主”到“誰的民主”，我在三個部分設計了三章“三問”：浙江是浙江，中國是中國？他們會變成俄羅斯式的寡頭麼？民主，浙江有機會嗎？我在這些自問自答中，毫無保留地兜售了個人的體認和判斷。餘下的十二章，是我作為一個新聞記者的客觀記述。新聞記者忠於事實的品操守則，迫使我記述民主故事的時候，從不敢像報告文學作家那樣合理想象。何況，轉軌時期的民主生活本身，遠比小說精彩。
一個徜徉在民主理論中的人，總痴想著在發現一個新世界的同時，發現新的理論。很遺憾，我沒有做到。過去的一年裡，我翻閱過大量講述民主理論的書，從西方學者集體寫就的《民主的歷程》，到本土學人，時常去西湖邊散步的浙江大學博導河清著於法國的《民主的烏托邦》。看的越多，心思越亂。我無法由過去和現在的民主體制的歷史對比分析，創制出新的理論，也不可能援引古希臘城邦共和時期的羅馬民主史，去闡明浙江私營企業主階層融入民主生活的歷程，即便是和中國同樣國土遼闊民眾貧窮的印度民主史，也難以與浙江的民主作恰如其分的比擬。
理論是灰色的，生命之樹常青。我相信，民主的生命在於經驗而非邏輯，當代的民主原則大概只能從當代的具體歷史條件中發現。倘若以三權分立和媒體作為“第四種權力”的民主原則，衡量浙江民主中的革故鼎新，我們對為人類經驗所檢驗過的真理的感受，將是五味雜陳，譬如，以新聞的編輯獨立原則，考量溫州人大監督和輿論監督的合謀，就難以用歡迎的姿態，迎接這個既有利於人大代表履職，又受到底層民眾普遍讚譽的民主新事物。
的確，浙江的民主，還在半路上。但我執著地相信，民主將在全中國範圍內普遍地不可避免地來到。雖此，我不停地告誡寫作中的我，避免被美好的期待遮蔽發現黑暗的眼睛。通讀的人們將會發現，我寫的不是一篇頌詞，儘管我格外欣慰於財富引來的浙江民主的變革。半年前，我拜會自東瀛歸隱於西湖畔的林來梵教授，他在自己的辦公室，浙江大學憲政研究所，懇切地說：我們在由近及遠的民主觀察中，可以充滿喜悅地期待，但不能放棄戒備。
當多元民主勢力閃現在我的眼前，我對財富民主的警惕心態，稍稍變得鬆弛。我見過一個在西湖邊長大的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她堅持以勞工代言人自居，不懈地為那些已喪失主人公感覺的工農大眾代言。我還見過為一個桌子上擺著《契約論》的溫州官員，曾為競選村官的新富們設計過一個旋即被市府廢除的制度緊箍咒。他們是財富民主的擁躉，卻不肯包庇財紳民主的黑與灰。他們期待西湖不僅是富人的天堂，也是窮人的。
以今天的情態觀察之，西湖既是窮人的，又不是窮人的。舊時代西湖南岸被官商權貴分割蠶食的景象，已被執政黨的民本思維所摧毀。我跟做了一輩子尋常百姓還在做百姓的母親說，自南宋建都杭州千年來，沿湖而居一直是特權者的身份的象徵。聽說身邊就是國民黨高官私家別墅的舊址，母親覺得做了一輩子尋常百姓還在做百姓的她，好幸運。
舊式權貴和他們的後人遷走了，不知在西湖附近居住了多少代的窮人，也被“拆”字攆走了。住在均價每平方米萬元以上的新房子的主人們，推開窗戶就可以對著西湖吟詠“濃妝淡抹總相宜”。前些日子，母親對去年秋天去杭州工作的堂妹說，你可要找個有錢的婆家，要不，西湖再好，你也待不住呀。
母親不懂得民主的道理，一輩子也沒有投過一次票。可她知道，每個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權利。設若我為之關注的浙江的民主，只能讓窮人在富人的天堂講述賣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斷橋邊白娘子的故事再動人，又如何？
緒論：《浙江發生了什麼》（1）
金錢鋪設了一條通往權力大門的新路。當昔日的瓦匠、鞋匠、學徒、車間工人、高考落榜青年，憑藉惠及個人、家庭和社會的財富，走向象徵人民主權的人民大會堂，我相信新興的浙江私營企業主階層，業已為中國轉軌時期的民主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元素。
這就是我試圖論說的浙江的民主。過去的20餘年裡，浙江人衝破了階級和貧窮的藩籬，過上了只有相對富裕方能享受的民主生活，集體無意識地催生了堪以稱作“浙江的民主”的新現象。
勾勒這一獨特現象的容顏，解釋這一獨特現象何以生成，是我寫作此書的要旨。但，誇獎不是我的全部目的。除了浙江的民主的本身形象，我還想追訪它的特性、意志、偏見和情緒，我想搞明白浙江民主的究竟，以使我們至少知道應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