競選事實表明，富裕使得選舉人對誰當選村官並不在乎。沙城鎮的農民，很多生活在沙城鎮中心，距離大灣區政府中心很近，到溫州市乘車不到半個小時，去機場驅車10分鐘。佔據地利的沙城鎮農民，經商很容易。沙城鎮本身又是機械裝置、閥門和電器的生產地。農民致富一般不需要領頭人。如此一來，經濟落後地區希望透過選舉村官改變落後面貌的選民心態，在沙城鎮幾乎沒有。沙城鎮人大主席團主席說，“選民對自己的選票就無所謂，覺得選誰都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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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選舉公證：不得不的民主創新（3）
人大：公證，只是指導意見
中共沙城鎮黨委書記對我說：“我們並沒有硬性要求各個行政村在選舉村委會時一定要搞委託選舉公證，只是根據區民政局的意見建議各個行政村的選舉委員會考慮用這種方式對選舉加以規範而已。”
沙城鎮人大主席團項主席認為，人在外地的選舉人，本來是可以棄權的。所以，是否委託選舉，委託選舉是否要公證，由各個行政村的選舉委員會提交村民代表大會討論。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中其實沒有這一條。是他們臨時加入的，供村民選舉委員會選擇。項主席說，永安村的村民代表大會就沒有透過這一條。人在外地的選民，如果願意委託選舉，只需要將身份證影印件和委託書傳真回來就可以了。
4月8日，是沙城鎮各個行政村的預選日。5天后，才是正式選舉的日子。鎮人大主席團提倡正式選舉的時候，採用委託選舉公證，但，有些村莊在預選的時候就採取了委託選舉公證。另外有一些村莊進行了兩次委託選舉公證，甚至於三次委託選舉公證，以應付可能重新選舉的局面，防止委託人的意願被受委託人曲解，也方便委託人自己隨時改變主意。
無論是中共沙城鎮黨委書記，還是鎮人大主席團主席，都對委託選舉公證這樣的創新，缺乏足夠的信心。當下，《人民日報》要求前來採訪、其他地區要求前來學習，這給他們帶來莫大的壓力，因為他們根本就不曉得沙城的民主創新，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向全國推廣的價值。譬如，數百元的公證費，顯然就不是一般農村外出務工者能夠輕鬆支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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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浙江是浙江，中國是中國？（1）
就村社民主而言，浙江的民主在中國民主版圖上，只是一個耀眼的“紅圈圈”。在960萬平方公里的陸地上，浙江的民主，像浙江的GDP，是一個先進分子，而非平均數的代表。直白地說，浙江是浙江，中國是中國。由於經濟的不平衡，中國民主的發育水平，也是不平衡的。開香檳的時候還沒有來到。
2005年4月9日上午8時30分，257名澤國鎮民，像2500年前的雅典公民，聚集到鄉鎮中心小學，議論他們所在社群的未來。作為一場浙江鄉村民主盛宴的見證者，美國《時代週刊》記者Susan Jakes，以《民主試水》為題，在“中國來信”欄目中，向亞洲版讀者娓娓講述了浙江溫嶺的民主懇談會。他在信的末尾，說：“就當下的情形而言，即便在只有一個黨的市鎮裡，民主也是有益的。”
顯然，浙江的村社民主業已顛覆了大洋彼岸的“老眼光”，儘管他們依舊滿腹狐疑。但，浙江村社民主的高度，還不是中國村社民主的高度。在經濟非均衡發展的中國，村社民主的發展同樣是不均衡的。事實上，即便在浙江村社民主最為旺達的溫州，民主也是不均衡的。
溫州：“民主的敵人”VS“專制的敵人”
經濟的引領下，民主開始登堂入室。溫州高速公路般迅捷的經濟發展水平，已將溫州的民主推向一個全新的高度。然而，民主氣候溫和的溫州，民主生長繁育的水平也是不均衡的。
辦公桌上擺放著《契約論》的李國民，是溫州民主政治史上一個豐碑式的人物。他不僅是“協約村官”制度的設計者，還是以民主程式衝破組織意圖當選為鎮長的第一人。迄今尚在監牢中的陳仕松，也是溫州民主政治史上的一個標杆式的人物，他非但是一個“還俗和尚”“落魄巫師”“村支書”“人大代表”，還是顛覆民主程式嘲弄公眾民意插手幹部任命的“地下組織部長”。
陳仕松象徵著溫州民主的谷底，李國民喻示著溫州民主的高峰，他們都是溫州轄制的瑞安縣莘塍鎮人，一個是“民主的敵人”，一個是“專制的敵人”，他們作為對手在民主的戰爭中有過交鋒。他們的故事，無奈在瑞安，溫州，還是在浙江，都是極端化的典型。但他們卻矛盾地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