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浪費你的智力》（I Hate To Housekeep：When and How to Housekeep without Losing Your Mind）中所反映出來的那樣，家務勞動已經因為讓女性鎮定而受到譴責——這其實是吉爾曼的睡眠療法的更新版本——即使依然處在精神錯亂的邊緣。但是當《女性的奧秘》被確信在推進女性成為勞動力的時候——這是多年來許多妻子曾經想努力到達的目的地，許多其他方面的進步使其成為可能。最重要的一點是避孕藥的發明，1960年這種藥在美國和加拿大都能買到。透過允許女性控制她們的生育，避孕藥讓女性不必再在職業與母親之間做兩難選擇。如果女人們想晚一點結婚或者是壓根就不想結婚，也變得可能，這就使得妻子在歷史上第一次成為一個可以被選擇的角色。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第三部分家務魔法（7）
如果避孕藥對妻子的定義發生了重大影響，那麼這種進步的取得可以歸功於兩位女性：著名的控制生育提倡者瑪格麗特·桑格（Margaret Sanger）和慈善家凱瑟琳·麥考密克（Katherine McCormick）。在談到避孕藥的發明時，桑格和麥考密克經常被人忽視。人們總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發明”它的那些男人身上。他們是科學家古蒂·皮克斯（Goody Pincus）、化學家卡爾·德若斯（Carl Djerassi）和產科醫師約翰·羅金（John Rock）。但是它也有自己的“母親”，就是這兩位打破舊習的妻子。麥考密克1875年出生，是第一個在曼徹斯特技術學院取得科學學位的女性。畢業後，她嫁給了世界收割機公司的創立者斯坦利·麥考密克（Stanley McCormick）。婚後不久，她的丈夫就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這一情況使她決定不要孩子。1917年，麥考密克與桑格相見。麥考密克幫助桑格從歐洲往美國走私橫膈膜，好供桑格在紐約的生育控制診所使用。在那個時候，桑格以20世紀生育控制運動的一個有爭議的倡導者而聞名。1922年，在和丈夫離婚以後，曾經當過護士的桑格嫁給了石油大王詹姆斯·諾亞·H·斯利（James Noah H�Slee），和他在一起她擁有了一種“開放”的婚姻，那時候這個詞還沒開始用呢。1951年，75歲的麥考密克聯合71歲的桑格，把她們丈夫的鉅額財產投入到桑格很多年前就說過的“神奇”藥丸的開發上去。 劇作家、政治家克萊爾·布什·盧斯（Clare Booth Luce）宣稱避孕藥是女性解放的關鍵：“現代女性最後和男性一樣自由，可以處置自己的身體，賺錢養活自己，追求個人思想的進步，努力擁有一種成功的生活。”哈佛大學經濟系的教授克勞迪亞·戈爾丁（Claudia Goldin）與勞倫斯·F·凱茲（Lawrence F�Katz）一起做了一項研究，研究表明與墮胎改革相比，避孕藥更大程度上讓女性在職場上有了上升的空間，是一種更積極的措施，或者說更為女性主義：“避孕藥降低了未婚女性為追求事業而付出的代價。在這種藥發明之前，大學裡的年輕女性不得不為她們的社會生活和婚姻的前途而付出很多。” 但是避孕藥並非是惟一的驅動力。經濟上的不景氣也讓夫妻同時工作成為很多家庭必須採取的經濟措施。1974年，在北美地區有工作的已婚女性數目第一次超過了在家裡的女性數目。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開始出現把女人分為“在家庭之外工作”和“在家裡工作”的二分法。把注意力集中在家庭主婦上的電影，如《誰害怕弗吉尼亞·伍爾夫》（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複製嬌妻》、《蒙特那格羅》（Montenegro）、《畢業生》、《沙箱之上》（Up the Sandbox）、《狂婦日記》（Diary of a Mad Housewife）等等，把這一類女性描寫為被壓制的、不快樂的時代錯誤。她不再被廣告商當作有用的目標了。相反，市場商開始努力去吸引新出現的獨立的職業女性，這些新女性手持信用卡，得意到宣稱她用的是歐萊雅的染髮劑，“因為我值得擁有”。 在60年代和70年代寫的有關家務管理的書籍在處理這一主題的時候，不是寫成指導手冊，而是更像一種社會學上的調查。它們傳遞出來的資訊非常可怕。安·奧凱利（Ann Oakley）的那本很有影響的《家務社會學》（The Sociology of Housework）出版於1976年，認為女人所負有的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