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的運送，把華軍最精銳的華軍第一野戰師第一旅調派到九州島，都是為了長期佔領做準備，同時，華軍並沒有向日本本島發動進攻的計劃。
這一次，李鴻章和軒建章商量之後，對下關城進攻，就是在嚇唬日本人而已，這樣，會讓他們全國生活在擔驚受怕當中，迫於華軍的強大武力，整個日本的所有縣城，村寨，都會佈置防禦，這麼一個小小的農業國家，跟華國玩防禦，還怎麼發展？
消耗你的人口，讓你生活在恐懼之中，不給你發展的空間，這就是萌總裁對於日本的抑制政策，李鴻章已經完全領會了華皇的想法。
這就使得華軍在戰略層面上，始終領先日本人幾個身位，並且，只要華軍還在日本，這種差距，就永遠無法縮小，只會越拉越大，而對於龐大的華國國內來說，一個旅和幾十萬人口划過去，一點感覺都沒有。
【1262 日本人從歐洲購入軍備】
其實華皇對於，只佔領福岡和久留米以東地區，還是佔領整個九州島，並不是很在意，對於日本這種小國來說，把九州島割掉，不讓九州島進入整個日本的行政區域，這就已經足夠了，華國的工業產品有一個渠道源源不斷的輸入日本，這就足夠了，華國的工業體系，即便是初級階段，同日本這樣的農業國家，在無關稅障礙的情況下通商，就足夠把日本洗髓洗到遠古時代去。
日本人的明治維新和沙俄的農奴制改革幾乎是同時開始的。
俄農奴制是俄國沙皇眼看西歐逐漸強大而推行的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由上而下的改革，此時沙皇算是大地主階級，改革後也沒有擺脫其大地主身份，是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
明治維新同理，其推動者表面是天皇明治，實際上改革真正的策劃者並非是天皇，而是壬辰戰爭中尊王派的原長州薩摩兩藩的藩士，代表人物是“後三傑”。
天皇是日本大地主階級的精神和宗教象徵（行政權早已架空數百年），藩士則是日本特色地主階級武士的代表人物。故而明治維新的領導階級也是原先的大地主階級，他們經由明治維新之後，或者成為政府的職業官僚（藩士），或者成為國家最高宗教和權力象徵（天皇），或者喪失土地掌握而換取了大量財富成為財閥（原大名，維新後改稱“華族”），實質上由地主轉化成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
華皇之所以允許武士軍的存在，一方面是方便消耗九州島的有生力量，另一方面，是為了重新抬出德川慶喜而鋪路，西鄉隆盛肯定不能作為傀儡政權的首領人選，而的德川慶喜就不同了。
德川慶喜出生於德川御三家之一的水戶家，父為德川齊昭，母登美宮吉子為齊昭的正室，慶喜在眾多兄弟中排行第七。
1847年（弘化4年）繼承一橋家。在將軍家定的繼嗣問題上，被所謂一橋派擁立，與井伊直弼等南紀派推舉的家茂相爭而失敗。
安政大獄時，受“隱居”“謹慎”處分，井伊死後獲赦。慶喜面對日漸衰落，原希望在繼承後藉助法國協助進行西化（取得法國貸款600萬美元以招募法**官、購買兵器及船隻，並組成日法的公司發展工商貿易），重提公武合體以改革幕政。
1862年（文久2年）幕政改革後，擔任將軍後見職，推行維持幕權、公武合體的政策。
1866年（慶應2年）第十四代將軍家茂死後，慶喜任將軍。
在法國公使羅什的建議和援助下，吸取歐式制度進行幕政改革，設想建立一個以德川氏為中心的統一權力結構。
不料1866年7月，法國新外相穆斯蒂出掌政府，不再支援法國公使羅叔亞聯結幕府的外交路線，反而與英國採取同一陣線，傾向組成解除幕府的公議政體；慶喜頓失外援，加上在1866年尾，一直支援公武合體，反對倒幕的孝明天皇暴斃（因此有傳是倒幕派所為），更使慶喜維護幕府政權合法性的美夢幻滅。
結果1867年6月，土佐藩的坂本龍馬及後藤象二郎定下“船中八策”，主張幕府奉還大政，組成以天皇領導的大名公議政體，更取得薩摩藩、土佐藩及安藝藩簽訂約定書支援。
1867年9月，薩摩藩及長州藩達成出兵協議，後再加入安藝藩組成倒幕同盟；10月，三藩代表更在京都集合，取得天皇討幕密詔，決意出兵。
慶喜為避免一場日本內戰，主動在二條城裡舉行了大政奉還的儀式，於1867年10月14日奉還大政，將奉還大政予天皇。
天皇頒佈《王政復古令》，廢除幕府。慶喜希望以此作為苦肉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