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人，正是朱元璋自己。惟其如此，洪武時期宦官的人數，在不斷地明顯增多。洪武十五年（1382）十月，一次便“增設內使三百六十人”［22］，而洪武二十四年（1391），竟向高麗國要閹人達二百名之多［23］，安南國也不斷向朱元璋進貢閹人，每次動輒幾十人，總數雖無確切數字可查，但為數肯定相當可觀。朱元璋還曾親筆諭安南國王，指出他不允許安南進貢的閹宦回國，是錯誤的，提出“今後凡有省親懷舊欲歸者”，應當允許他們回安南［24］。也正因為宦官人數日益增多，需要加強管理，洪武十七年（1384），朱元璋才特地更定內官諸監庫局品職，設下九監、二庫、六局，即：內官監、神宮監、尚寶監、尚衣監、尚膳監、司設監、司禮監、御馬監、直殿監；內承運庫、司鑰庫；巾帽局、針工局、織染局、顏料局、司苑局、司牧局，另設宮門承製等官。這就為後來管理宦官的龐大機構二十四衙門——十二監、四司、八局，奠定了基礎。
二、明朝宦官的發展（2）
明成祖朱棣時，宦官愈益受到重用，權勢越來越大。洪武時期的宦官雖已干政，但尚未專權，而永樂時期，宦官的地位越來越高，逐步開始專權。
這是有深刻的歷史背景的。朱棣起兵從親侄兒建文帝手中奪權，按當時的標準是犯上作亂，屬於謀逆性質，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須竊取朝廷的種種機密，當時建文帝身邊的一些宦官，恰恰充當了朱棣的走卒。這就是史料所載的朱棣起兵，“刺探宮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為耳目”［25］，而朱棣自己的宦官如狗兒等，在“靖難”之役中，更是出生入死，在戰場上立過大功，成了朱棣的開國功臣。因此，朱棣當上皇帝后，對宦官的態度比起乃父朱元璋，不但繼承衣缽，更加“多所委任”［26］。首先，在名稱上讓宦官高升一步，使他們頓時抖了起來。原來，歷史上宦官的職務，秦有中車府令，漢唐時沿襲不變，至於中謁者、中常侍、中尉之類，都是以中字名宦官，而明代洪武初年，只以監正、監副、監丞名門正、門副之類，永樂初年，“始改監正曰太監”。這就是說，宦官由“中”字一躍而躋身為“太”字輩了。明朝人對此事曾有評論說：“夫天子之親，乃以太稱。今中人之職亦曰太，其視漢、唐、宋止以中名者卻盛矣！”［27］永樂三年（1405），太監鄭和率領龐大的船隊下西洋；永樂八年（1410），都督譚青營內又派有內官王安等人，從而開始了宦官監軍；又命宦官馬靖鎮守甘肅，從而為宦官分鎮地方開了先例；更嚴重的是，永樂十八年（1420），置東廠，令宦官刺探臣民隱事，這就為宦官的特務活動開了方便之門。
永樂年間宦官插手經濟領域的影響力，更是洪武時期所不能比擬的。洪武年間，在蘇州天心橋東建織造局，著地方官督造。而到永樂時，督造者便由宦官充任，蕭月、阮禮都擔任過蘇、杭織造，從此“祖制始變。嗣後歲以為常，末造禍更烈”，本來那種織造歸地方官管理，“民不擾也”［28］的局面，一去不復返。永樂時，宦官還至西北地區索買駝，“且令專業者給官料織造五十匹，自後歲以為常”［29］，加重了百姓的負擔。永樂元年（1403），“命內臣齊喜提督廣東市舶”［30］。這樣，宦官便掌握了市舶大權。宦官手中的權力既已越來越大，橫行不法便接踵而至。假傳聖旨，屢有發生。如：永樂五年（1407），內使李進在山西以採天花為名，“詐傳詔旨，偽作勘合……假公營私，大為軍民害”，致使朱棣派御史往山西鞫問李進［31］。永樂二十二年（1424）十月，內官馬騏偽傳旨諭翰林院出敕，再次往交趾閘辦金銀珠香。朱棣得知後，怒曰：“朕安得有此言，卿等不聞渠前在交趾荼毒生民乎？交趾自此人歸，人方如解倒懸，今又可遣耶？”［32］有個大宦官到蘇州織染局上任，下車伊始，便藉故製造冤獄，致使###名無辜百姓在囚室活活餓死［33］。
宣德年間，皇帝不斷派出宦官到各地採辦，如蘇州一處就經常有五六個宦官坐鎮，其中羅太監呆的時間更長，“或織造，或採促織，或買禽鳥花木，皆倚以剝民，祈求無艾”［34］。有的太監，備受恩寵。如司禮監太監金英、範弘，均在宣德七年（1432）被賜以免死詔。給範弘的詔書中，有謂：“免爾死罪於將來，著朕至意於久遠。”［35］御用監太監王瑾，宣德四年（1429）時，明宣宗朱瞻基曾挖空心思，用迴文詩體，做了一首題曰《偶成》的詩送給他［36］。其後，又賜給他銀記四塊，上面刻的字是“忠肝義膽”、“金貂貴客”、“忠誠自勵”、“心跡雙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