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明三代，宦官之禍最烈。”［10］這個論斷是完全符合歷史實際的。東漢及唐朝宦官干政、禍國殃民的情況，不屬於本書的論述範圍，我們不擬涉及。本書論述的，只是明朝宦官在皇權的卵翼下，是如何逞兇肆虐，鬧得天下雞飛狗跳，河決魚爛，“把人的血肉廉恥當饅頭似的吞噬”［11］，直到明朝滅亡的。
二、明朝宦官的發展（1）
任何事物都有個發生發展的過程，明代的宦官也是這樣。明太祖朱元璋坐上大明王朝的交椅後，“收天下之權以歸一人”［12］，以歷史上宦官禍國亂政為鑑戒，曾感慨系之地說：“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為宦官敗蠹，不可拯救，未嘗不為之惋嘆。”［13］因此他對宦官作了種種限制，明確規定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銜，不得穿戴外臣衣服、帽子，官階不得超過四品，政府各部門不得與宦官公文往來，等等。朱元璋仍不放心，又特地在一塊鐵牌上刻“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14］這十幾個大字，以示震懾。洪武四年（1371）五月，有個宦官因久侍內廷，仗著老資格，議論政事，結果當天就被朱元璋打發回老家，下令終身永不敘用［15］。
但是，宦官的發展，是不以朱元璋的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宦官是高度集權的封建專制主義的產物，只要封建專制主義存在，皇帝繼續搞個人獨裁的寡頭政治，遲早會走上重用宦官、使刑餘之人干政的道路，當然，這是重蹈覆轍的回頭路。朱元璋正是這樣，特別是當他廢除了中書省和丞相制後，成為空前——當然不是絕後——的封建專制獨裁者，對功臣宿將、包括自己的親侄子與外甥都心懷疑忌，必欲一網打盡、斬盡殺絕而後快。這樣以朝夕與共的宦官作為心腹，則顯然是意料中事。如果說，洪武初年，朱元璋對宦官嚴加防範，宦官主要服務於宮廷生活，其活動很難越出森嚴的宮牆之外，那麼，在朱元璋執政的中後期，特別是在他的晚年，宦官就又重新走上政治舞臺，扮演著各類干預國家大事的角色了。如：洪武八年（1375）五月，朱元璋派宦官趙成往河州市馬。朱元璋知道“西番”向來產馬，曾派人去買，但因使用的貨幣不同，買到的馬很少。這次，他讓趙成帶了很多羅綺綾帛及四川的茶葉去換馬，並命令河州守將對番人善加撫慰，“以通互市”，買到的馬逐漸多起來［16］。洪武十年（1377）三月，戶部奏請派宦官、國子生及部委官各一人，到“天下稅課司局徵商不如額者一百七十八處”，加以核實，確立定額，朱元璋“從之”［17］。這是宦官參與稅務的明證。洪武十六年（1383）九月，奉旨去琉球買馬的宦官梁珉返京，共買馬983匹［18］。洪武二十五年（1392）二月，朱元璋派尚膳太監而聶、司禮太監慶童齎敕到陝西、河州等衛，向所屬番族宣諭，命令他們賣馬，給以茶葉。結果，這次得馬10340餘匹，交換出去的茶葉達30餘萬斤。這些馬後來被分配給河南、山西、陝西衛所的騎士［19］。這些都清楚地表明，早在洪武中，宦官便已被委以重任，如到邊疆從事對明代國防至關緊要的茶馬貿易。
不僅如此，宦官還不斷被朱元璋派為特使，參與國內、國外的一些重大政治活動。如：洪武十二年（1379）三月，朱元璋派宦官陳景及校尉，向靖江王朱守謙宣讀諭旨，告誡他乃父朱文正當年在江西“恣意放縱，視人如草木，作孽無休。其不仁者甚，奪人之妻，殺人之夫，滅人之子，害人之父，強取人財。事覺，教之不聽。未幾，謀奔敵國，又覺，而方囚之，然後而歿”［20］，要他“再休與一個小人閒戲”，致蹈乃父覆轍，並當場逮捕了朱守謙身邊一些為非作歹的人。洪武二十六年（1393）二月，發生藍玉謀反大案，三月，朱元璋派宦官而聶與駙馬梅殷去山西，傳旨晉王朱：“說與王，把那三個侯砍碎了，家人、火者、成丁男子都砍了。家財頭###與王府。婦女，王府差內使起解。欽此。”［21］由此可見，宦官已經參與了多麼重大的政治機密！至於讓宦官飄洋過海，奉使外國，成了外交上的要人，更是屢見不鮮。如：早在洪武二年（1369）四月，即派宦官送高麗流寓之人歸國；洪武十一年（1378）正月，派宦官陳能至安南國弔祭國王陳之喪；洪武十六年（1383）正月，派宦官梁民等人至琉球國，賜給中山王察度鍍金銀印；洪武二十八年（1395）十二月，派宦官趙達、朱福等使暹羅斛國，祭奠已故國王，並賜給新登大寶的國王文綺四匹，以示祝賀。如此等等，都明確記載於《明太祖實錄》中，是毋庸置疑的事實。這些都清楚地表明瞭，在宦官問題上，打破朱元璋種種禁令的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