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佔中國進口商品總額的，到1919年已經猛然上升到，僅紗錠一項，就從11萬枚增加到萬枚，上升為原來的3倍。自1917年開始，日本取代英國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商，而且成為對華工業裝置的主要銷售者。更讓中國人難堪的是，日本商品在傳統的“中國貨”上也取得了優勢，日本茶葉、日本絲綢的國際貿易額相繼都超過了同類的中國商品，成為最大的出口國，甚至在中國市場上，日本貨也成了頗受歡迎的時髦商品。除了經濟上的咄咄逼人之外，日本對中國領土和政治特權的要求也一點沒有放鬆。於是，日本成了中國最重要的軍事和經濟敵人。
具有標誌意義的抵制日貨事件發生在1915年，這是一次仇恨爆發的總演習。
一戰開打後，日本乘機爭奪中國利益。1914年8月，它出兵佔領德國在中國的勢力範圍—山東半島。第二年1月，日本駐華公使晉見袁世凱，遞交了有二十一條要求的檔案，並要求“絕對保密，儘速答覆”。《二十一條》霸道無理之極，它要求承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准許日本修建自煙臺（或龍口）連線膠濟路的鐵路；要求承認日本在南滿和內蒙古東部的特殊權利，日本人有居住往來、經營礦產等項特權；旅順、大連的租借期限及南滿、安奉兩鐵路期限，均延長至99年。其他要求還包括，把亞洲最大的鋼鐵聯合體漢冶萍公司改為中日合辦，中國不得自行處理；要求所有中國沿海港灣、島嶼概不租借或讓給日本之外的他國；中國政府還要聘用日本人為政治、軍事、財政等顧問；中日合辦警政和兵工廠。袁世凱為了換取日本政府對他當皇帝的支援，居然同意與日秘密談判。5月7日，日本發出最後通牒，限令於兩日內答覆。5月9日晚上11時，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的大部分條款。
1915作為抵抗的商業（13）
《二十一條》在1月份就被曝光，立即遭到國內各界的強烈抗議。隨之，各地紛紛爆發了抵制日貨運動。
3月16日，上海商會組成“勸用國貨會”，推舉虞洽卿、董少嚴、王正廷為正副會長。18日，紳、商、學各界聯合發起，在張園召開了反對《二十一條》的國民大會，到會者近4萬人。大會透過提倡國貨、設立公民捐輸處等項決議。到22日，上海抵制日貨聲浪日益高漲，福州路、南京路等處日人所設商店一律閉門，暫停營業。捕房以“恐人眾滋事”為由，加派探捕分頭梭巡，“以資彈壓”。與此同時，城廂內外街巷各處牆上以及電杆木樁上均貼有抵制日貨傳單。4月，一個叫“知恥會”的組織在上海設立基金，宣佈將徵募5 000萬元，用於建立兵工廠，並向國內工業供應資金以“確保民族得以生存”。基金會在短短三週內，就籌集到25萬元，到5月，全國出現了70個知恥會的分部，很多政府官員、警察和公司職員自願捐出一個月的薪水，很快捐款數額超過了1000萬元。
5月9日，當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的訊息傳出後，舉國視為奇恥大辱，這一天，被定為“國恥日”。上海、廣東等10多個省份的商會通電反對，農商總長張謇憤然辭職。抵制運動更是到了白熱化的地步，抗議###此起彼伏。商人拒賣日貨，人人要用國貨。不少學校規定，文具一律用國貨。一些大城市的報紙，天天刊登《國貨調查錄》，鼓動人民選用國貨。上海、天津、廣州等地，出現了以反日愛國為題材的戲劇和歌曲。學生走上街頭，散發傳單，發表演說，進行鼓動。愛國的女學生穿著表示悲痛色彩的白色衣服，她們還號召不要在前額上方高束頭髮，因為那是日本式髮型。
在抵制運動中，中華國貨維持會等組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在5月9日之後迅速發表宣言，並印發10萬份廣為散發。宣言中寫道：“如果中國希望像一個人那樣生活，我們就絕不能忘記5月9日的羞辱……這些紀念應該被傳遞給我們的孩子和孫子，代代相傳，直到永遠。自5月9日之後，我們4萬萬中國人必須全心全意地奮鬥，幫助我們的國家。”在維持會的指揮下，各地學生遍查當地商店，尋找日本商品，如有發現，當場沒收或砸毀，全年共進行了383次這樣的檢查。維持會在前一年只有100多個企業家會員，到年底就增加到了688個。美國參議員沙斯伯雷（Saulsbury）當時正在中國訪問，他在回憶錄中表示，十分驚訝地看到中國的抵制日貨運動有著非常完善的組織。
《洛杉磯時報》則注意到，中國的民族工業打出了“中國人用中國貨”的口號，抓住機會進行發展。數以百計的工廠湧現出來，生產中國貨以替代流行的日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