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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作為抵抗的商業（11）
民族主義的狂熱便是在這樣的土壤上熊熊燃燒起來的。它在1894年的甲午戰敗後被徹底點燃，在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中，它以武力抵抗的方式呈現，卻遭到羞辱性的挫折。當國家和民眾無法從軍事和政治上獲得尊嚴之後，民族主義的“地火”就曲折地向商業領域轉移，而它的來勢就顯得更加的猛烈。商戰的得失寄託了國民所有的希望。在之後相當長的時間裡，帶有強烈民族主義色彩的抵制洋貨運動一直是民族企業最鋒利的武器。
自20世紀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抵制運動發生在1905年，物件是美國貨。在這一年，美國政府制定排華法律，在10年內拒絕中國工人進入美國，並對在美華人進行了種種人權上的限制。夏天，在華人勞工輸出的基地華南地區爆發了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和抵制美貨運動，至少有10個省份出現了遊行，人們寫海報、搗毀庫存的美國產品、徵集參加抵貨運動的簽名。一個叫F·W·福斯特的觀察者在當年的報紙上評論說：“中國人抵制美貨，是老大帝國反對外國的不公正和入侵的憤恨情緒在覺醒的顯著證據。”國內外專家普遍認為，1905年的這場抵制運動是“第一次跨越了各種社會群體的大眾抗議”。在抵制中，第一次出現了團體化和制度化的特徵。在上海，建立了20多個專門用以提倡抵制運動的組織，並且有76個行業商會參與了活動。
第二次全國性的抵制運動發生在1908年，物件是日本貨。這年開春，廣州官員以走私武器為理由查封一艘日本輪船“第二辰丸”號，日本政府強勢干預，中方迫於壓力，釋放了日船。這個事件激怒了中國人，他們認為清政府懦弱無能，站在了日本人一邊，憤怒很快演變成一場抵制日貨運動。廣州的商會和同鄉會發出公告，號召抵制日貨，他們甚至還提出了一個不可能實現的抵制目標—直到所抵制的貨物總值相當於對日賠款總額。在商會的鼓動下，各種形式的抵制活動層出不窮，港口碼頭的工人拒絕給日本船卸貨，地方船運公司發誓不用日船運輸，學生在馬路上焚燒日本商品，廣州的72個知名商人還專門開會商議，想要合資開一家大型的商場，只銷售中國製造的商品。這場抵制一直持續了一年多，1909年，日本加快在東北三省的政治和經濟滲透，宣佈它將擁有從瀋陽到安東鐵路的建設權，很快在東三省的城市也爆發了大規模的抵制日貨運動。
這些抵制運動直接催生了第一批現代意義上的“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縮寫為NGO）。1911年12月，上海成立中華國貨維持會，它由綢緞、服裝、典質等10個行業公所聯合發起，滬上幾乎所有知名的商人全數參與，最初的宗旨是力圖用國貨原料製作禮服，後來很快轉變成全國性的洋貨抵制領導機構。1912年12月，維持會發起召集國內各主要城市的商會代表，在上海召開維持國貨大會，就維持國貨的重要性和具體方法展開討論，此後，直隸、湖南等10多個省份相繼組建國貨維持會。①
1915作為抵抗的商業（12）
以民族主義為旗幟的抵制洋貨運動，每隔三五年就會大規模地爆發一次，這構成了百年中國企業史上一個十分顯著的現象。它似乎受到了國內各個階層的歡迎。對民眾而言，抵制運動能夠極大地滿足民族自尊心，以一種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發洩積壓已久的恥辱感。對政府而言，當然樂觀其成，他們可以藉此轉移國內矛盾，甚至將此作為對外談判的籌碼。日後我們即將看到，在重要的抵制運動中，政府是幕後最主要的策動者，使抵制運動不但形成了制度，甚至還成為政策。立足剛定的民族企業家更是抵制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和推動者，他們可以利用這樣的機會合法而富有道德感地驅逐或打擊競爭對手。就跟民族主義的複雜性一樣，抵制運動對中國商業環境和市場成熟的正面、負面意義，一直是一個十分微妙的課題，它甚至從來沒有被認真地討論過。
自1910年之後，中國的抵制洋貨運動找到了一個固定的“假想敵”，它就是日本公司和它們的商品。特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西方勢力自顧不暇，在中國市場上形成激烈競爭的國際對手，就是日本企業。很顯然，這是一個恩怨交集的對手。
從資料上看，日本商業勢力的湧入是十分猛烈的。在一戰前夕，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