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中國遭遇到的最大失敗，而且是最具恥辱性的失敗。統治者從此自信心喪失殆盡，因揹負鉅額賠款，政府的獨立財政破產，靠向西方大國舉債度日。中國上下，則莫不瞠然，始時莫名驚訝，繼而悲憤激狂。
在中國歷史上，甲午戰敗是一個轉折時刻，所謂“一戰而人皆醒矣”。晚清至民國初年最傑出的改革思想家梁啟超嘗言，“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則甲午一役始也。”後世的葛兆光教授也在《中國思想史》中認為，“這種深入心脾的憂鬱激憤心情和恥辱無奈感覺，大約是中國人幾千年來從來不曾有過的。”
便是在這種歷史性的悲涼時刻，三個中國知識分子各自作出自己一生最重要的選擇：37歲的康有為選擇了變法，29歲的孫中山選擇了革命，42歲的張謇選擇了實業，而其終極目標都是救國。
1895年4月，《馬關條約》簽署的訊息傳到北京後，舉國激憤，人人思變，雪恥強國之聲陡然放大。時值18省1 300多名舉子在京會試，37歲的廣東南海考生康有為在一夜之間趕寫萬言書，提出“拒和、遷都、變法”，強烈要求光緒皇帝“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是為震驚天下的“公車上書”。
在接下來的三年半里，中國進入了一段維新變法的時期。自此，以知識分子為主的維新派替代以中高階官吏為主的洋務派，成為中國改革的新主流。
康有為的上書得到了光緒的積極回應。康有為和弟子梁啟超、譚嗣同等人先後進入中央核心，成為朝廷最炙手可熱的新潮人物。他們向皇帝提出了眾多激進的改革方案，其中包括建設現代化軍隊、提高稅收、發展國家銀行系統、建立鐵路網路、成立現代郵政系統，以及建立培訓學校來提高農業水平等等，這些設想與洋務派在理念上基本一脈相承。為了向全社會推廣維新理想，康、梁等人先後在北京、上海、天津和湖南等地出版了《中外紀聞》、《時務報》、《國聞報》和《湘報》，全國議論時政的風氣逐漸形成。在這以前，全國各地的茶館大都貼著一張紙條，上寫“莫談國事”。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變法自強為宗旨的學會33個，新式學堂17所，出版報刊19種，英國傳教士傅蘭雅（John Fryer）在他主編的《上海新報》上評論說，“整個中國，書籍生意大幅增長，連印刷機都跟不上這步伐，中國終於甦醒了。”連一些洋務派大員也加入了維新的行列，湖廣總督張之洞甚至加入了康有為組織的強學會，還公開認捐5 000兩白銀，並擔任上海分會的會長。
1894狀元辦廠（3）
維新運動的發起者儘管是一群趕考的意氣書生，不過在當時影響最大的維新書籍卻是由一個買辦寫成的，他就是十多年前寫過《救時揭要》和《易言》的鄭觀應。
鄭觀應在過去的十年裡，一邊忙著為盛宣懷打理各地的實業事務，一邊還在完善著他的變革思想。1894年春夏，就當甲午海戰開打的前後，他刊印了五卷本的《盛世危言》。他自稱：“時勢變遷，大局愈危，中西之利弊昭然若揭。”在這部書中，他繼續呼籲“習兵戰不如習商戰”，提出創辦新式銀行、平等中外稅收、收回海關權、鑄造簡便通貨等切實可行的措施。他更大膽地提出向日本學習，“何不反經為權，轉而相師？”這種務實氣魄絕非尋常書生可比。另外，更為重要的是，他比十年前更為清晰地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要求，內容包括實行立憲、設立議院、進行公開選舉。他堅定地寫道：“政治不改良，實業萬難興盛。”
《盛世危言》一經刊印後，很快洛陽紙貴。一些朝廷官員將之向皇帝進獻，光緒看後大為讚賞，命總理衙門印刷2 000部散發給大臣閱看。經過皇帝的推薦，此書成了近代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時政類暢銷書。英文的《新聞日報》刊文說，一些地方的考試常以《盛世危言》中的內容作為考題。該書在當時對國之青年的影響非常之大，很多年後的1936年，毛澤東在與美國記者斯諾的交談中說：“由於父親只准讀孔孟經書和會計之類的書籍，所以我在深夜把屋子的窗戶遮起，好使父親看不見燈光。”他偷讀的書中就有《盛世危言》，此書讀畢，“激起我想要恢復學業的願望”。①
同樣是在1894年前後，就當康有為、鄭觀應相繼名聞天下的時候，還有一位熱血的廣東書生也寫了一份變革信函給李鴻章，他就是後來被國民黨尊為“國父”的孫文（他在流亡海外時，曾用化名“中山樵”，因此又叫孫中山）。
孫文跟鄭觀應一樣，也是廣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