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與這樣一些人廝混在一起，讓這樣一些人認可自己，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撕去“偽裝”，真正與群眾打成一片。其次，為了讓人家代理自己的產品，“村裡”那些攤主兒不論大小都是自己的爺，見人就得點頭哈腰，賠笑臉說好話。中關村那些攤主兒的素質盡人皆知，好聽的話不會多。從“馮五塊”這樣一個綽號，可以看出馮軍當時在中關村的“江湖”地位。
第5頁。一個沒有希望的事業
後來馮軍總算發達起來了，不料又遇到了新的難題，就是與郎科的優盤專利權紛爭。郎科的創始人鄧國順也是一個傳奇人物，從一個打工仔成長為億萬富翁，鄧國順只用了短短几年時間，中間亦經受了無數的折磨。“那種煎熬是一般人不能承受的，可是我們沒想過放棄。即使是累得快趴下，錢快花光的時候，我們也不過是想：沒錢了，再回新加坡打工，賺了錢又繼續搞。”鄧國順說的是他和創業夥伴成曉華幾年前一起開發優盤時的情景。現在鄧國順的朗科擁有優盤的專利，馮軍的華旗卻想來分一杯羹。鄧國順不答應，兩家就起了紛爭。馮軍息事寧人想和解，天天給鄧國順打電話，但是鄧國順一聽是馮軍的聲音就撂電話，逼得馮軍不得不換著號碼給他打。馮軍大小也是個老闆，華旗在中關村雖然比不上聯想、方正鼎鼎大名，可也不是寂寂無名之輩，這樣低聲下氣地讓人不待見，還不都是為了公司的生意。這是創業者需要忍受的另一種精神折磨。l米l花l書l庫l ；http：//www。7mihua。com
但是馮軍所受的折磨，與俞敏洪比起來，只能算是小巫見大巫。俞敏洪是國內英語培訓的頭牌學校新東方的創始人。對俞敏洪的創業經歷，中國青年報記者盧躍剛在《東方馬車——從北大到新東方的傳奇》中，有詳細記錄。其中令人印象尤深的是對俞敏洪一次醉酒經歷的描述，看了令人不禁想落淚。
俞敏洪那次醉酒，緣起於新東方的一位員工貼招生廣告時被競爭對手用刀子捅傷。俞敏洪意識到自己在社會上混，應該結識幾個警察，但又沒有這樣的門道。最後透過報案時僅有一面之緣的那個警察，將刑警大隊的一個政委約出來“坐一坐”。盧躍剛是這樣描述的：
他兜裡揣了3000塊錢，走進香港美食城。在中關村十幾年，他第一次走進這麼好的飯店。他在這種場面交流有問題，一是他那口江陰普通話，彆彆扭扭，跟北京警察對不上牙口；二是找不著話說。為了掩蓋自己內心的尷尬和恐懼，勸別人喝，自己先喝。不會說話，只會喝酒。因為不從容，光喝酒不吃菜，喝著喝著，俞敏洪失去了知覺，鑽到桌子底下去了。老師和警察把他送到醫院，搶救了兩個半小時才活過來。醫生說，換一般人，喝成這樣，回不來了。俞敏洪喝了一瓶半的高度五糧液，差點喝死。
他醒過來喊的第一句話是：“我不幹了！”學校的人揹他回家的路上，一個多小時，他一邊哭，一邊撕心裂肺地喊著：“我不幹了！再也不幹了！把學校關了！把學校關了！我不幹了！……”
他說：“那時，我感到特別痛苦，特別無助，四面漏風的破辦公室，沒有生源，沒有老師，沒有能力應付社會上的事情，同學都在國外，自己正在幹著一個沒有希望的事業……”
他不停地喊，喊得周圍的人發怵。
哭夠了，喊累了，睡著了，睡醒了，酒醒了，晚上7點還有課，他又像往常一樣，背上書包上課去了。
實際上，酒醉了很難受，但相對還好對付，然而精神上的痛苦就不那麼容易忍受了。當年“戊戌六君子”譚嗣同變法失敗以後，被押到菜市口去砍頭的前一夜，說自己乃“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有幾個人能體會其中深沉的痛苦。醉了、哭了、喊了、不幹了……可是第二天醒來仍舊要硬著頭皮接著幹，仍舊要硬著頭皮挾起皮包給學生上課去，眼角的淚痕可以不幹，該乾的事卻不能不幹。拿“觀察家”盧躍剛的話說：“不辦學校，幹嘛去？”
俞敏洪還有一件下跪的事，在新東方學校也是盡人皆知。那是當著幾十個人，當著自己的同學、同事，當著在飯店吃飯的不相干的外人，俞敏洪“撲嗵”一聲就給母親跪下了。起因是，俞母將俞敏洪的姐夫招來新東方幹事，先管食堂財務，後管發行部，但有人不願意，不知誰偷偷把俞敏洪姐夫的辦公裝置搬走了。俞母大怒，也不管俞敏洪正和王強、徐小平兩個新東方骨幹在飯店包間裡商量事，搬把凳子便堵在包間門口破口大罵。王強和徐小平看見俞敏洪站起來“大義凜然”地向門外走去，還以為他是要去跟母親做堅決的鬥爭呢，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