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鴨絨被，一針一線縫製成睡袋；剛出月子的妻子，一手摟著滿月的兒子，一手為出遠門的丈夫收拾行李，什麼都談到了，就是有一個心照不宣的問題，何時再相逢？五年？十年？甚至更遙遠，只有蒼天才能作答，想到這裡，斷腸人在天涯的傷感，不由的陣陣襲來。翻譯家墨蘭的公子小鵬，是我的好友中最敦厚的一位，他悄悄把我拉到門外，說，“正是為了他們，你也得往前走，不要回頭。”不料，這竟是我們最後一別。一年後上海的一場肝炎大流疫中，他成了故人。 。 想看書來
第十章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八日星期三早晨7點45分，我們搭乘的開往莫斯科的國際列車，正點從北京站徐徐啟動。送行的鄔君隨著款款移動的列車追了幾步，他的簽證還在未定之天，我們先走了。至今我還記得他喃喃自語，離開月臺，醉酒似的晃悠而去，瞧著他漸漸離去的身影，大家都感到無可名狀的心情。能夠走的走了，從今以後如同斷線的風箏，飄向廣袤的未知世界，無論是禍還是福，恐怕永不重歸。
我們乘坐的是中國列車（每星期有二班往返中蘇的國際列車，另一班是蘇聯列車）。列車員都是中國人。整個列車空蕩蕩的，所有北京上車的客人都被集中在二節車廂，這樣做顯然有利於集中管理，人和細菌一樣，散佈開去至少有汙染環境的壞處。據說，80年代前期，有時整趟列車只有幾十個旅客，比列車員人數還少，相對國內列車而言，這裡服務質量要好得多。列車編組：高包（二人包房）、軟臥（四人包房）、硬臥（四人包房）。我們的二等硬臥，相當國內的軟臥，有四個鋪位。同房間的另二位來自北京林學院，一位是副教授安先生，另一位是他的助教，目的地是聯邦德國。類似這樣的國家派遣人員，約佔列車人數的一半以上。
從北京站始發的k3次國際列車將途經經大同、晚上8點將到達邊境檢查口岸二連浩特，然後出境，經扎門烏德、烏蘭巴托進入俄羅斯境內以後，和西伯利亞大鐵路匯合，週一抵達莫斯科。總共六天的行程。火車上的人都互相熟悉了。
安教授年過半百，略有發福，剛一見面，即忙於分發名片，顯示身份和頭銜。他告訴我們，已是多次出國，至於這次到西德也是第二回了，又掏出因公護照，以表明他和我們的私人護照並無二致。知識分子只有這般自我陶醉的餘地，一點小小的虛榮心也就值得尊重了。除了有點煩人的話匣子和“酸”以外，這位半大老頭倒是隨和，心底善良。他的助教白先生，年齡比我們還少上一截。他這一代沒有直接受到*的影響，又趕上尚學和開放的年代，學業一帆風順。他戴著圓圓的眼鏡，笑起來一副湖南老鄉的憨厚相。他是首次赴歐攻讀博士學位，可謂春風得意，一片錦繡前程。當我們問他，是否打算學成報效祖國？他覺得是無可質疑的。使我想起自己的夏教授，留德博士，當年懷著赤誠之心回國，到了皓首之年，感慨萬分。新一代的留洋學者的歸宿何在，這個問題需要時間才能作答。
很快地又結交了一些乘友，其中，有到法國的靳先生，年僅二十歲，之所以能搞到法國的簽證，是他老爸是中國駐法航空代辦處的官員，他不諱言賴在巴黎；有赴西德留學的楊小姐，是安徽醫學院的助教，到德國的第一目標是儘快把男友弄出來。最有意思的是，在奧地利留學的高先生和赴丹麥旅行的林夫婦，我們不但是六天的同路人，而且數月後又再次見面的緣分。
林先生最早引起我們注意的，是在北京火車站國際候車大廳，身材格外短小乾癟，一頂奇特的西瓜狀的黑皮帽，和蒼白的長臉形成反差，活像《智取威虎山》中的小爐匠。當時，整個候車大廳散放的幾乎都是這對夫婦的行李，他和太太推著兩架重磅行李車，來回運輸個不停，很有漫畫色彩。現在，我們已經成了朋友，坐在車廂裡閒聊。林先生告訴我們，這些重達半噸的行李，實際上說貨物更為妥切，是他花費數月精心採購的，其中有種類齊全的工藝品，紡織品，足足可以裝備一家商店，還有一尊令人瞠目結舌的大如來佛，重達八十公斤，像一枚導彈橫臥在大號的木箱之中。所有的貨物都堆放在車廂的過道，或者寄存在乘友的包廂，當時的國際列車從無走單幫的歷史，乘務員也就視而不見。一樣是初次出國，對西歐的行情他顯然瞭如指掌，我們雲裡霧裡，懵懂無知，一點概念的都沒有。“老弟，中國市場的許多東西，到了歐洲，尤其是北歐，那就是十倍的價錢。”他從掛在脖子的金項鍊上，取下一個古里古怪的佩玉，湊到眼前，才看清楚是隻烏龜，在中國是象徵長壽的吉祥物，據說老外也是十分喜愛，“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