囑楊廷麟往商戰守之計。
盧象昇自藁城南行，在賈莊遇敵，手斬百餘人，獲小勝。第二天“北騎數萬麇至”，力戰而死，年三十九。壯烈殉國，而有“要人慾誣象昇不死；獲屍群譁”。《石匱書》盧傳：
（楊）嗣昌遣帳下督三人往驗，信；駁杖，裂膚斷筋，其二人模稜。有俞姓者，原業販貂，人呼之“俞貂鼠”，仰首言曰：“盧公實死行間，氣英英不腐，必為神。我沒其節，則受鬼誅，寧人誅。”卒杖斃。按臣仍駁驗；順德守於穎曰：“日者守臣在定州城門外洗泥土，抱其屍，左頤後胸，刀痕深寸許，身中四箭，凝血猶漬麻衣上。設祭哭，軍民雨泣。容誰欺乎？”事乃雪……贈太子太保，賜諡忠烈。
按：此“要人”自為楊嗣昌。既誣以不死，而忽然發現屍首，自然大譁。楊嗣昌命巡按御史遣人往驗，確為盧屍；而巡按以為所驗不實，用刑逼供，三人中兩人改口，獨“俞貂鼠”不肯沒盧之大節。既已杖斃俞貂鼠，猶欲複驗，得順德縣令於穎上言而止。
據於穎所言，盧象昇死於定州城外。定州在明清為直隸州，即今河北曲陽、深澤兩縣，在正定之北。當是轉戰敗退，至定州力竭陣亡。
洪承疇功罪是非（1）
此時薊遼總督已調洪承疇接充。此人在“貳臣”中，故事特多。清兵入關後，親貴分道典兵，所向有功，實得力於洪承疇的策劃。洪承疇久在西北、西南剿流寇，槃槃大才，竟為清所用；但亦以為清所用，乃得剿滅流寇，成其平生未竟之業。此中功罪是非，實在難說得很。
《貳臣傳？洪承疇傳》：
十二年授薊遼總督。是年冬，我朝兵徵明錦州及寧遠，總兵金國鳳拒戰於寧遠城北山岡，偕其二子，俱歿於陣。承疇疏言：“國鳳前守松山，兵不滿三千，卒保孤城，以事權專、號令一，而人心肅也。迨擢任大將，兵近萬人，反致殞命，非其才力短，由營伍紛紜，人心不一也。自今設連營節制之法，凡遇警，守城及出戰，唯總兵官號令是聽，庶軍心齊肅矣。”
這是先穩住陣腳，大舉決戰，則尚有待。自天命三年（萬曆四十六年）太祖以“七大恨告天”侵明以來，真正的會戰，只有崇德六年（崇禎十四年）的松山之役。《貳臣傳？洪承疇傳》：
（崇禎）十三年，總兵祖大壽以錦州圍困告急，承疇出山海關駐寧遠，疏請調宣府、大同諸鎮兵，俟俱集，合關內外兵十五萬，又必芻糧足支一歲，乃可戰可守。十四年三月，宣府總兵楊國柱、大同總兵王樸、密雲總兵唐通各率兵至，與玉田總兵曹變蛟、薊州總兵白廣恩、前屯衛總兵王廷臣、山海關總兵馬科、寧遠總兵吳三桂，凡八大將，合兵十三萬，馬四萬。朝議以兵多餉難，令職方郎中張若麒促戰，乃進次松山。
按：前屯衛，今名前衛，北寧路出山海關第一個大站即是；下一大站為綏中，即中後所；又一大站興城，即寧遠。由山海關至錦州，寧遠適當途程之半。寧遠、錦州間有兩城，一名杏山，杏山之北為松山，由此渡小淩河即為錦州。此外要隘有連山、塔山、高橋，都在北寧線上。連山即今錦西，高橋東北即塔山。洪承疇的八大將、十三萬兵，即分佈在這一帶，而以小淩河南的松山為指揮所。《清史紀事本末》卷三：
（崇禎）十四年三月，清兵圍錦州，城中蒙古兵內應，破其外城。夏五月，薊遼總督洪承疇等，帥八總兵、師十三萬赴援，屯寧遠、錦州間；城守祖大壽遣卒自城中逸出傳語，以車營逼敵，毋輕戰。承疇持重不發，而朝旨趨戰，遂進兵，陣於松山之北。
按：洪承疇疏請調兵十五萬，積糧一足歲，乃可戰可守，此為與祖大壽商定的戰略。自孫承宗、袁崇煥以來，都是這一戰略，即以大淩河為界限，鞏固錦州至山海關的陣地，穩紮穩打；因為清兵人眾馬多，糧草補給頗成問題，利於速戰，故須以靜制動，以拙限速，以重壓輕。至清兵師老馬疲，銳氣漸消，開始撤退時，即為大舉反攻的時機。與清軍相爭而定勝負者，在穩、在久、在耐得住。至於戰術方面，清兵人各二馬或三馬；明軍十三萬，馬只四萬匹，利於守而不利於攻。防守之道，針對騎兵而用車營，即營地以大車為防禦工事，限制馬足，車後伏弓箭手，敵騎迫近時，發矢射人射馬。車營可以移動，逐漸推進，步步為營，既守亦攻，故曰：“以車營逼敵。”
松山之戰，在清朝實際上是被迫應戰。其時清軍圍錦州，系更番輪代。崇德六年八月，由多爾袞代濟爾哈朗，而明軍八總兵所屬部隊都已到齊。太宗患“鼻衄”，本不宜行軍，但強敵當前，既有堅忍不拔的祖大壽，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