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兩將之”之意。天孫織錦，以聘洛神，莫非為牛郎添一小星？可謂奇想！其實只是寫世祖的恩賞，“黃金裝鈿合”，自知受賜者誰何？下句“寶馬立文茵”，疑賜博果爾以為撫慰。“文茵”為虎皮；“寶馬”不一定指駿馬，裝飾華麗之馬，亦是“寶馬”。然則“寶馬立文茵”只是寫世祖誇示其所賜貴重。第二聯，“刻石昆明水”徵七夕典之而毫無意義，亦猶如第一首第二聯，只是為“停梭結綺春”作陪襯而已。結語有深意，應與《清涼山贊佛詩》第一首合看。“翠裝雕玉輦，丹髹沉香齋”云云，以至“願共南山槨，長奉西宮杯”，即為“沉香亭畔語”的內容；他生之約，訂於此夕。“戚夫人”當指有子之妃，非康熙生母佟佳氏，即皇二子福全生母寧愨妃。
第三首描寫別殿開宴的盛況，亦當與贊佛詩第一首合看，“曼倩詼諧笑，延年宛轉歌”，贊佛詩中則有“待詔東方生，執戟前詼諧”，兩用東方朔，可知原有此弄臣，以“執戟”觀之，其為御前侍衛無疑。
第四首方是正面寫博果爾。“花萼高樓回，岐王共輦遊”，知此夕之宴亦有博果爾。“淮南丹未熟，緱嶺樹先秋”，指七月初三之事。“詔罷驪山宴”，即心史斷為本定七夕冊封，因博果爾之喪暫停典禮之由來。下句“恩深漢渚愁”最可思。
“恩深漢渚愁”自是指洛神，與第二首起句相呼應，則七夕冊小宛之說，更為可信。上句“詔罷驪山宴”，為世祖悼弟而停筵宴，但未必不行冊妃禮，其說見後。下句“恩深漢渚愁”，則是小宛傷博果爾之逝。梅村詠小宛之詩，因時地不同，而擬古人不一，就冒家而言，直言小宛出身為校書；在入宮以後，則以妃嬪擬小宛，因其情同以《長恨歌》所敘，所以徵楊貴妃之典獨多；唯此四詩中，先擬之為薛夜來，則是以多爾袞暗擬魏文帝；又擬之為洛神，則是以博果爾暗擬陳思王曹植。但曹植求甄逸之女不得，後為曹丕所得，雖不諱言愛慕，而有原名《感甄賦》的《洛神賦》之作，畢竟未有肌膚之親，更無任何名分。因此說博果爾對小宛愛慕不釋則有之，謂世祖奪弟所愛亦不妨；但如說小宛已為襄親王妃而世祖奪之，則全非事實。世祖以多爾袞奪肅親王福晉為大恨，又豈能效多爾袞之所為？
今按《東華錄》，順治十三年只有十二月間冊“董鄂氏”為皇貴妃的記載，並無八月間先冊封為賢妃的明文。但可信的是，七月七日確曾行冊封禮，後世以襄親王之喪甫四日，而帝竟冊妃為嫌，故刪其事，但刪而不盡，仍有跡象可尋。考釋如下：
順治十三年六月十九，封已死兩姊為長公主，各立墓碑，遣大臣致祭。
六月廿六諭禮部：“奉聖母皇太后諭：定南武壯王女孔氏，忠勳嫡裔，淑順端莊，堪翊坤範，宜立為東宮皇妃，爾部即照例備辦儀物，候旨行冊封禮。”按：此孔氏即孔四貞，孔有德闔門殉難後，為孝莊所撫養，待年封妃。所謂“東宮皇妃”非謂太子妃，只是所居後宮在東，表示位分較高。吳梅村別有“仿唐人本事詩四首”，專詠孔四貞，心史先生亦有考證，此為另一事，不贅。
七月初五：襄親王博果爾薨。
七月初六：“上移居乾清宮。”
七月初七：大赦天下。
又：道光年間，莊親王綿課之子奕賡作《括談》，有一條雲：“順治十三年定，王以下，奉恩將軍以上，大福晉嫡妻病故，其側福晉及妾準立為嫡，將姓名送部，照例給與封冊誥封。今此例久廢。”
凡此皆為董小宛將封妃的前奏。端順長公主為皇十一女，為博果爾的同母姊；姊已嫁，未封公主，弟則封為親王，更見得博果爾的爵位來得不尋常。至於特頒恩詔、許親貴以側室扶正，此可推想世祖當時已有廢繼後以小宛正位中宮的打算。
以下“己酉，襄親王博爾薨”；“壬子，上移居乾清宮”；“癸丑，大赦天下”。衡以“詔罷驪山宴”句，可確信小宛封賢妃的典禮照常舉行，只是原定賜宴的節目取消而已。其理由可得而述者如下：
董小宛入宮為妃考證（17）
一、壬子為七月初六，正當溽暑，倘無必要，不會有由別苑移居大內之理。正因次日有冊封之典，頒詔須由天子正衙，方顯得隆重。
二、癸丑為七月初七，緣何“大赦天下”？唯一可以扯得上的原因，即是冊封賢妃。其實，冊妃非立中宮，原無大赦之理；但御製端敬皇后行狀中，一再以小宛矜囚恤刑為言，“故重闢獲全、大獄末減者甚眾；或有更令復讞者，亦多出後規勸之力”。又梅村《清涼山贊佛詩》：“微聞金雞詔，亦由玉妃出”，雖為順治十七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