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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治出家、傳位及遺詔罪己之謎（3）
於此可見，事先必有不傳子之說，所以張宸急“訊主器”，聞“吾君之子”，心乃安，是因為倘傳從兄弟，則又恢復到太祖時代的合議制，則非一紙詔書可定，須諸王貝勒共推有德有力者居之，勢必引起不安。再看張宸前面所記，是日曾經戒嚴，“九衢寂寂，惶駭甚”。又記：
二鼓餘，宣遺詔，悽風颯颯，雲陰欲凍，氣極幽慘，不自知其嗚咽失聲矣。宣已，誡百官毋退，候登極……早，風日晴和，上升殿，宣哀詔於天安門外金水橋下。
是日為正月初九；前一日二鼓即宣遺詔，距世祖之崩，只一晝夜。而既宣遺詔：“朕子玄燁，佟氏所生，八歲岐嶷穎慧，克承宗祧，茲立為皇太子；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釋服即皇帝位。”卻又迫不及待，違反遺詔的規定，在天明即行登極禮，可知是顧命四大臣深恐有變，不待有異心者調兵入京奪位，先讓八歲太子即位，造成既成事實，杜絕覬覦大位者。既已登極，則國已有君，倘或舉兵，便可以叛逆視之。張宸又記：
閱三日，輔臣率文武百官設誓，旗下每旗一誓詞，各官每衙門一誓詞。詞正副三通，一宣讀，焚大行殯宮前；一赴正大光明殿焚讀上帝前；一藏禁中。詞曰：“臣等奉大行皇帝遺詔，務戮力一心，以輔衝主。自今以後，毋結黨，毋徇私，毋黷偵，毋陰排異己以戕善類，毋偏執己見以妨大公，違斯誓者，上天降殛，奪算兇誅。”
此三日中，必有許多暗潮洶湧，但雍乾兩朝，大刪《實錄》，只見當時遞嬗之際一片祥和，其實不然，幸賴私人記載儲存了若干真相。野史之可貴在此。
現在要談世祖遺詔罪己者共十四款，開宗明義，即以“漸習漢俗”自責：
朕以涼德，承嗣丕基，十八年於茲矣。自親政以來，紀綱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不仰法太祖太宗謨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漸習漢俗，於淳樸舊制，日有更張，以致國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以下兩款是自罪太后生前，子道不終；太后萬年之後，不能服三年之喪，少抒太宗賓天，未服縗絰之憾：
朕自弱齡，即遇皇考太宗皇帝上賓，教訓撫養，唯聖皇太后慈育是依，隆恩罔極，高厚莫酬，唯朝夕趨承，冀盡孝養，今不幸子道未終，誠悃未遂，是朕之罪一也。皇考賓天時，朕止六歲，不能服衰絰，行三年喪，終天抱憾，唯侍奉皇太后，順志承顏，且冀萬年之後，庶儘子職，少抒前憾，今永違膝下，反上廑聖母哀痛，是朕之罪一也。
按：此當是未經大改的原文。因為人生修短有數，大限一至，非人力所能挽回，所以子道不終，悲痛有之，何足自責？唯有應養親而逃禪，則是不孝之罪。以上第一款對整個滿洲，第二、三款對父母，於是第四款：
宗室諸王貝勒等，皆系太祖太宗子孫，為國藩翰，理宜優遇，以示展親，朕於諸王貝勒等，晉接既疏，恩惠復鮮，以致情誼暌隔，友愛之道未周，是朕之罪一也。
這是對宗室，照文氣看，刪而未改。“友愛之道未周”下，應有從今連彌補的機會亦沒有了，方成自罪的罪狀之一。以下兩款，可以確信是大改特改，甚至是新增之文：
滿朝諸臣，或歷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宜加倚托，盡厥猷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季失國，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為戒，而委任漢官，即部院印信，間亦令漢官掌管，以致滿臣無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
朕夙性好高，不能虛己延納，於用人之際，務求其德與己相侔，未能隨才器使，以致每嘆乏人；若捨短錄長，則人有微技，亦獲見用，豈遂至於舉世無才，是朕之罪一也。
以上兩款，慰撫滿員；其下一款，獨責劉正宗，疑為保留的末命：
設官分職，唯德是用；進退黜陟，不可忽視。朕於廷臣中，有明知其不肖，不即罷斥，仍復優容姑息。如劉正宗者，偏私躁忘，朕已洞悉於心，乃容其久任政地，誠可謂見賢而不能舉，見不肖而不能退，是朕之罪一也。
按：自明末延續的南北之爭，至順治初變本加厲，而主之者一為馮銓，一為劉正宗。劉與方拱乾因指認南朝的偽太子王之明一案，結怨更深。辛酉科場案，為劉正宗所煽動操縱，用以荼毒南士，而尤在傾陷方家子。鄧文如《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