駕剛剛走到京師外的都亭，他就命手下掘了個大坑，把馬車的輪子卸下，扔了下去。部屬不解其意，張綱冷笑著對他們說了八個字：“豺狼當路，安問狐狸？”
這種分化與衝突，到了孝桓皇帝朝；愈演愈烈。清流士大夫和一些在野的處士、太學生，以及郡國學府的生徒們，以氣節、道德、文章相互標榜，引為同志。他們希望用扭轉社會風氣、掌控輿論，直言進諫甚至動用權力來醫治身患絕症的大漢帝國。漸漸地，一個有號召力計程車人集團，從帝國的各種社會階層中獨立了出來。
他們的至聖先師孔夫子說過：“君子朋而不黨。”結黨是可恥的，結黨營私者正是他們的敵人。可是，本朝的許多事情都屬於見怪不怪之類，被稱作“黨人”而載入史冊的，恰恰反成了他們自己。
帝國的最高學府——太學，自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五年（29）起，就坐落在洛陽城南的開陽門外了。它的講堂長十丈，廣三丈，令天下的學子們心嚮往之。本朝的名儒大師，往往在其中充任太學博士，教授由京師的公卿子弟以及遊學之士組成的太學生。到孝桓皇帝朝，太學生已達三萬人。這些師生，都享受著朝廷的俸祿和津貼。大概也正因為這一點，他們似乎有著超乎學生本分的政治責任心。他們從來就沒有認識到：鑽研經典這件事本身，就為帝國的文教增添了光彩，就不辜負帝國發給他們的獎學金。他們總是本著經典中那些聖人所說的遠不可及的理想標準，衡量本朝的政治。太迂闊，太不實際了。可他們又太會造聲勢了，他們有的是名聲和號召力，許多人的家中，世代公卿，有著深厚的政治背景。
孝桓皇帝朝的一天，當時，大將軍梁冀尚把持著國柄。一個名叫郭泰，字林宗的學子，打太原介休來到太學。他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衣著樸素但卻風度翩翩。經過幾天的辯駁，他的學識使得太學裡的師生們接納了他。漸漸地，他竟成了太學生矚目的人物。其實，他的出身與任何一位同學比都相形見絀。他很小就成了孤兒，長大後，母親見家裡窮得不行，讓他到縣衙里弄份差使乾乾。可他卻說：“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他向姐夫借了些錢，約了同學、後來曾任本朝太尉的宋仲外出遊學。到了成皋地界，一起就學於經學大師屈伯彥。那時他並日而食，衣不蔽體，常常裹著一條被單進進出出，進則蔽於前，出則蔽於後。在精通經典，練就善辯的口才並妙解音律、天文、數術之後，他決定去京師碰碰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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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漢朝》第二章 大放逐（4）
大約在延熹二年（159），郭泰拜訪了一個人：當時的河南尹李膺。
李膺字元禮，穎川襄城人。其祖李修，是孝安皇帝朝的太尉。其父李益，是趙國的相國。可謂三世公卿。而他卻對郭泰這樣一位寒士一見如故，大加讚賞。此事一時轟動朝野，傳為佳話。因為一名白衣士人，一旦被大名鼎鼎的李膺容接，就被看成是登龍門了。太學生中與郭泰齊名的，還有穎川人賈彪。由於郭泰的引薦，漆工出身的申屠蟠、小販出身的孟敏、僕人出身的庾乘，以及農夫出身的茅容，都加入到太學生的圈子中來了。當學府中的道德文章理想和學生們年輕而衝動的生命結合到一起，加之有了學生領袖，一場社會政治運動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他們的運動叫做“清議”。不過，從一開始就蒙上了構黨的名聲，這完全出於一種民間歌謠的誤會。
孝桓皇帝未登大寶之前，曾拜甘陵人周福為師。周福的學識，不如他的同鄉河南尹房植。可是，周福卻因學生而富貴，擔任了本朝的尚書。於是兩人的學生和賓客們爭氣鬥勝，無事生非地編了一首歌謠，叫做：“天下規矩房伯武（房植字），因師獲印周仲進（周福字）。”並且到處傳播，互相攻訐。於是他們被戲稱為黨人。後來又傳出一首歌謠：“汝南太守範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瑁但坐嘯。”這是因為汝南太守宗資，任用了名士範滂為自己的下屬，一切事務，惟範孟博是聽。而南陽太守成瑁，也委政於岑晊的原因。太學生們覺得有趣，也感到這種歌謠便於傳播，於是他們便意氣用事地指點江山，評議起人物來了。
他們有的是機靈，什麼“天下模楷李元禮”，什麼“不畏強禦陳仲舉”，什麼“天下俊秀王叔茂（暢）”，把個京師搞得沸沸揚揚，以至有些公卿，為了討個好聲名，或是害怕落個壞名聲，不得不屈駕親往太學生的宿舍，和他們套近乎，攀附風雅。
除了編歌謠之外，太學生還有更厲害的一招：遊行請願。
早在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