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則就不會被稀裡糊塗被貶到外郡了。
再說第二點，那就更是痴心妄想了。先秦時候的儒家，確實很講氣節，但那時有條件講氣節。因為在封建采邑制度下，君主並沒有太大的權力，在天子之下，各國諸侯在自己的封地裡都可以自行其政，享有絕對的自主權。而諸侯國內，又有眾多的卿大夫擁有自己的采邑和甲兵。這些一級一級的貴族，在他們的采邑和甲兵的支援下過著自主的生活，如果君主對他們的要求過分，他們就可以揚起武器，嚴正地說一聲“不”。但到了秦國，在法家的政策下，這些貴族都被剝奪了采邑和權力，所有的權力都集中在國君手裡。國君之下，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視同仁，所謂“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雖然這種說法並不嚴格，各級官吏仍享有一定的多少不等的豁免特權。但這些特權的施與與否，都在君主的絕對控制之下，君主可以隨心所欲，予取予求（這裡用予取予求的傳統含義）。而不像封建時代的君主，不但不敢隨便對貴族卿大夫怎麼樣，自己還經常被卿大夫弒殺。
但是這種貴族民主的政治在秦朝以後終於一去不返，是人類自己給自己帶上的枷鎖，是罪有應得。托克維爾曾說：“如果說有的民族曾經任憑異族將文明的火把從手中奪走，那麼，有的民族也曾用自己的腳踏滅過文明的火把。”這對我們這個民族的歷史是完全適用的。
法家政策下建立的專制君主制合理嗎？從人類本身文明的程序來說，顯然不合理，但它恰恰迎合了人類本身的弱點。商鞅曾說，老百姓都有“好利惡害”和“趨利避害”的本性。比如商人風餐露宿，不遠千里地四處販賣，是因為有利可圖；漁夫不畏艱險，浪裡翻滾，也是因為有利可圖。因此，只要用利益去誘惑百姓，就可以把百姓治得服服帖帖。
當年秦國之所有能擊滅東方六國，就在於他是法家政策施行得最成功的一個國家。當其他國家內部還有數不清的靠血統承襲的錦衣玉食的封君和貴族之際，秦國的封君卻少得可憐。秦國國君的號召是：只要斬首立功，不管出身如何，都可以獲得以前不可企及的爵位和土地金錢。人都是自私的動物，有利益才有積極性，這種打仗分田地的方法引得秦國人紛紛參軍。東方六國的百姓聽見打仗徵兵，都痛哭流涕，鄰里相吊，因為很可能會在戰場上一去不歸；而秦國人則舉酒相賀，胸前彆著大紅花，懷著斬首立功的希望，喜氣洋洋地上戰場。在這樣截然相反計程車氣下，戰爭的天平倒向哪一邊，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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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權威不可忘（6）
不過秦朝的迅即滅亡，也說明這種政策很不管用，人活在世上，還是需要一定的精神支撐的，禮儀和道德不可能完全拋棄。劉邦建立漢朝後，吸取了秦朝滅亡的教訓，任用儒生叔孫通為帝國制定禮儀，採取儒術作為帝國的信仰，但是政治制度上卻完全襲用秦朝。哪個君主不願意自己有不受控制的權力呢？法家制度為君主的絕對專制提供了一個絕好的理論基礎和完美的實踐經驗。劉邦不會拋棄，劉恆也不會拋棄。所以，賈誼向劉恆建議恢復朝廷士大夫尊嚴那套，顯然是不合時宜。劉恆不但不想那麼做，反而絞盡腦汁地思慮強化君主的權威。任用吳公和張釋之等文法吏為廷尉，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雖然賈誼是如此的才華橫溢，劉恆心中喜歡，卻一直沒有把他留在長安以備顧問，實際上就表明了他對賈誼的厭煩。當然，劉恆究竟是個愛才的人，他把賈誼貶到梁國，當自己愛子的太傅，也說明了這一點。為兒子選了個好老師，同時又避免了他老在自己耳邊嘮叨，可謂一舉兩得。
賈誼的遭遇，實際上是懷有儒家士大夫情節的所有傳統知識分子的遭遇，它昭示著我們，西漢的儒家已經不可能像先秦的儒家那樣保持獨立的尊嚴了。他們必須要和眾多的文法吏一樣，成為皇帝御用的奴才。
叄
就在劉恆高高興興地培養文法吏的時候，一個倒黴鬼撞到了槍口上。
這個倒黴鬼叫薄昭。
前面我們已經知道了。薄昭是薄太后唯一的哥哥，被封為軹侯，先後拜為車騎將軍、衛將軍。周勃也拼命拍他馬屁，把劉恆給自己增加的封地全部送給他了。後來周勃下獄，薄昭在薄太后面前為周勃說好話，很痛快地還了這個人情。薄昭這個人為人開始還算低調，可是究竟富貴久了，難免生髮一絲驕氣。文帝十年的一天，薄昭竟然頭腦發昏，殺了朝廷使者。具體為了什麼，怎麼殺的，史書上沒有記載，傳聞紛紛，撲朔迷離，所以一時之間，謠言滿天飛。有一種傳聞還說，薄昭殺的不是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