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高斯已經邀請我寫這篇關於中國經改的開場主題，不是寫高斯本人。我想，這裡起筆說一下高斯的經濟思想對中國的影響，也是適當的。這樣做，我無可避免地要牽涉到自己，因為把高斯的思想介紹給中國同胞的只我一人。
一九七九我發表第一篇中語文章，題為《千規律，萬規律，經濟規律僅一條》（注三）。這個古怪的題目是回應早一年我讀到的、中國著名經濟學者孫冶方發表的《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注四）。*期間，孫先生說了這句話，被困坐牢七年。我當然同情他，但不同意他高舉的*的價值與價格概念。我的長文只申述一點：資源稀缺，競爭無可避免；決定勝負要有準則，在無數可以採用的準則中，只有市價不會導致租值消散（注五）。我列舉了多個不同的準則，包括排隊輪購、論級分配等，指出必會有租值消散的浪費。只有市場價格這個準則沒有，而市價的使用是基於有私產的存在（注六）。
很多年後我才知道該文在北京廣泛流傳，不少朋友說影響了後來中國差不多什麼都收費的習慣。有系統地以中文解釋高斯的界定資產權利與交易費用的理念，始於一九八二，見於《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的中譯（注七）。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我開始熱心地以中文下筆。《從高斯定律看共產政制》一九八四年一月發表（注八）。該文詳細地討論了畜牧與種麥的例子。到今天，我發表了大約一千五百篇中語文章，一半是關於經濟的。經濟改革與政策分析約佔總數的三分之一吧。我不是個改革者。然而，抗戰期間在廣西差不多餓死了，今天作為還活著的老人，我對國家的關心無從掩飾。外人是否同意無所謂，只要他們讀我寫出來的。我相信任何人讀任何人的文章，多多少少會受到影響。
沒有更好的時間，沒有更好的地方，也許沒有比我這個寫手更好的推銷員，在八十年代的中國推廣高斯的思想。那時，國內的意識大門逐漸開啟：同志們知道他們歷來相信的不管用，要找新的去處。一九八二年五月，我獲任香港大學的經濟講座教授，那是當時跟進中國發展的最佳位置。我對高斯的論著瞭然於胸，而眾人皆知他是我的好朋友（注九）。我是個中國文化與歷史專家，同志們不能對我說我不懂中國——他們對外人例必這樣說。我可以用中文動筆，沒多久就寫出讀者認為通俗、風格鮮明的文字。這一切之上是高斯的原創思想，當時容易推銷。如果當時的中國像今天那樣，我是不會那麼幸運的。
首先是交易費用的思維。中國人在早前的制度中非常熟識那無數的瑣碎麻煩，例如要背誦口號，要排隊輪購，要搞關係，要走後門。他們每天要花幾個小時做這些事。當我說如果這些費用減低，收入會飆升，就是最頑固的舊制度維護者也難以應對。當時的交易費用奇高，怪事天天有，這些大家都清楚，但我需要時間與多篇文章才能說服中國的朋友，如果制度不改，交易費用不會下降。這方面，應歸功於我。
要改為哪種制度呢？不容易說服。我一九七九的文章指出的觀點：市場價格是唯一不會導致租值消散的準則，那些慣於排隊數小時的人不難明白。然而，當我指出市價只能用於私有產權的制度，同志們不易接受。私字當頭，在中國的文化傳統裡沒有半點值得尊敬的含意，而私有產權更是直接地違反了北京對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執著。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第二章 思想的衝擊（2）
在這重要關鍵上，高斯的資產權利需要清楚界定這個思想大顯神功。作為當時的經濟科學推銷員，我知道同樣的產品有了個新的包裝。一九八八年的秋天我帶弗裡德曼夫婦會見當時的*中央總書記時，趙先生急於向米爾頓解釋資產權利界定的重要。這對話有存案，在好幾個地方發表過。成功地推銷高斯的經濟觀給總書記也應歸功於我。今天，在百度，那普及的中文搜尋引擎，「高斯定律」的幾個譯法出現過不止十萬次。
同樣重要的，是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我用上好些例子申述。當時的香港，土地是政府或皇家所有，一幅官地的私人業主只持有一紙長期的租用合約。當我在洛杉磯加大作學生時，借錢購買了一部細小的快意牌汽車。我是註冊車主，銀行是法定車主，但這兩權的分離對我使用該車是沒有影響的。高斯對權利界定的分析，在那一九六○的鴻文中用上的多個精彩的例項，我看不到所有權是否私有對資源的使用有何重要（注十）。這話題的出現，是因為當時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九八三開始盛行的承包責任合約。我看到在邏輯上推到盡，這合約是准許私人使用資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