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京城的觀眾而言，今年的演出是過多過密了，但放眼全國觀眾，國內的流行音樂演出人均還是太少了。單就北京、上海等國際性大都市而言，如果每個週末都有一場大型演出也不為過，至少這會成為一個文化消費繁榮的標誌。當然，這裡首要解決的是演出性質及觀眾分類過於單一的問題。如果演出商只一味地靠一類或某幾位歌手來撐門面賺錢，那麼這一年下來，相應的固定觀眾的胃口和錢包恐怕也就都傷了元氣，演出市場難免出現大小年的狀況，根源就在於此。
縱觀今年的流行音樂演出，老歌懷舊演出依舊保持著穩健的態勢，社會懷舊的情緒是一方面原因，但老歌手鮮明的個人魅力及其作品的時代誠意度均不容忽視，這才是多年後還能拿出來賺錢的根本原因。由此，我們不免會對今年同期上演的歌壇新秀們擔心後怕，不知有誰敢大膽預測有誰多年後還能歷久不衰？歌壇新秀一味在求新求變上下功夫，連帶著時下的新歌迷也染上此病，朝秦暮楚、見異思遷是必然的結果。老話講的好：“衣不如新，人不如故”，想攏絡人心，那就看你是想當一件“衣服”，還是想做一個人！
說過演出，最終還要回到音樂創作上來。今年的歌壇依舊欠缺力作，這不是一句“打擊盜版”就能敷衍了事的。創作乏力，使廣大歌迷不自覺的呈現出兩個“不”，一是“不為排行榜陪綁”，二是“不給原創一點情面”。歌曲排行榜的問題有其自身的原因，但巧婦也難為無米之炊。相同的原因，原創樂壇一年到頭能拿得出手、或只推幾位當紅歌手的做法，必然會造成歌迷的逆反心理，所以在“中韓”歌手同臺時才會出現“歌迷哈韓一邊倒”的情形，而且這種危機，港臺歌手也快事到臨頭了。
2003年就這麼過去了，可能每個人的感受都不少。如果你是個歌迷，你還有錢、有閒，那麼你能從回憶中總結出什麼樣的消費經驗呢？其實，總結對於明年來說，除了讓自己及他人知道該少犯同樣的錯誤，其它都是扯淡，而且千千萬萬不要把扯淡當成一種表演，也不要誤認為你已經學會歌唱。2003…12…27
聽懂陶喆！？
就如同羅大佑面對記者時常把陶喆掛在嘴邊一樣，陶喆在闡述其音樂理念及創作初衷時，也言必稱羅大佑。拋開他們的私人感情，各自的音樂才華及作品走紅程度，恐怕還不能成為彼此欣賞的基礎。如果套用“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世俗理論，羅大佑與陶喆應該是同一類人，就像朋友或夫妻一樣，可以有不同的個性，但必須有相似的審美及共同語言。由此標準來看，羅大佑與陶喆的共通點就是文人的“人文精神”、公眾人物的“社會責任感”，音樂人的“根源性”及藝人的“創作時代性”。如果承認羅大佑在年齡上老過陶喆，那麼作為歌手的陶喆的優勢又是什麼呢？答案只有一個，即“創作時代性”的進化，往雅了說就是敏銳把握了時代脈搏，別管是喜脈還是兇脈。往俗了說就是“跟得上形式”，無論形式是好是壞。
要想聽懂陶喆，我們還離不開羅大佑這個座標。首先拿人文精神來說，羅大佑關注的是民族家國，雨雪山河，而陶喆則是《太平盛世》環境裡，徘徊在《愛我還是愛他》間猶豫不決，或是拿著一本《孫子兵法》卻唱著“蘇三離了洪桐縣，將身來在大街前，未曾開口心慘淡，過往的君子聽我言”。羅大佑的人文滄桑屬於“人文第一“的時代，懂與不懂無須解析，因為那是精神豐富過物質的時代必然的結果。如今不同了，物質的豐富佔據了精神的倉庫，陶喆的“風馬牛不相及”更像是庫存檔點，思想的表達就隱藏在拼貼的縫隙間，看似無厘頭，實則道理簡單直白，正如陶喆自己在闡述創作初衷時所說的：“時下的歌迷低齡化，如果再給他們聽大道理未免太過沉重。”
如果單談“社會責任感”，未免太過俗套，現在連小偷強盜都可以偷換概念大談職業道德，更何況擺在藝人面前那麼多的媒體話筒，空談廢話誰都會。羅大佑與陶喆的責任感在哪裡呢？硬性指標可能就是他們都慢工出細活，出道多年專輯數量卻少得可憐。數量就是金錢，數量就是曝光率，為了數量有人累得猴瘦或浮腫，有人瘋了，有人自殺，這就是偶像的結果。相對而言，“數量”少的羅大佑和陶喆依舊邊走邊唱，羅大佑吟詠的是《傾城之雨》，《寧靜溫泉》，而陶喆高唱的是《無緣》、《藏愛》、《愛是個什麼東西》，一個貌似出世，實則入世，而另一個正好相反。是出或入重要，還是出名掙錢要緊，這事我們得問我們自己，這是每個人的社會責任感。
就音樂人來說，音樂根源性恐怕是他們時下最為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