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魏忠賢與王體乾達成交易，要幹掉王安。這中間需要走一個程式，即外廷要有一個人出面彈劾王安，魏忠賢他們再透過矯詔或進讒言的辦法，把王安貶黜。
王安是一位老資格太監，在外廷要找一個人來參他，很難，幾乎沒有人願意出頭。
恰在此時，陸藎臣聽到訊息，就來鼓動霍維華下水。
霍維華權衡了利弊，兩眼一閉，跳了下去。因此王安的死，與他也有關。東林黨人對他既恨又蔑視。霍維華在外廷無路可走，只能更加死命地靠住魏忠賢。
吏部的人對他不屑，把他給外放，調任陝西僉事。這一調動很技巧，也可以說是整他，也可以說是正常調動。
霍維華當然只有一種看法，他毫不含糊地認為，這是東林的閣臣劉一璟和吏部尚書周嘉謨在搞他。
事實也是如此。這個周嘉謨確實是個容不得小人的組織幹部。他和楊漣一樣，也是泰昌、天啟兩代皇帝的保護神，在兩次危機中立過大功。泰昌以來，他一面大量起復在萬曆年間因“爭國本”而被罷官的正直人士，一面對三黨分子施加壓力，把他們大部分逼走。
至於拿開霍維華，不過是小菜一碟，他不認為霍維華算個什麼東西。
但是，這一動卻激怒了魏忠賢。那時外廷裡肯不要臉依附魏忠賢的人很少，霍是“首義之士”。如果調到了陝西，等於斷了魏忠賢在外廷的一條線。
這不是打狗欺主麼？魏忠賢決定反彈。
於是他“陰囑給事中孫杰，糾彈嘉謨朋比輔臣，受劉一璟指使，謀為王安復仇”。同時還彈劾周嘉謨舉薦遼東巡撫袁應泰、監軍僉事佟卜年失察，導致遼陽失陷。那一時期對後金作戰失利，跟袁應泰指揮無方有關，袁本人也戰死沙場。但是任用袁應泰的，是前首輔方從哲，跟周嘉謨沒有什麼關係。
這兩條都是誣陷。但是天啟帝並未申斥孫杰的胡言亂語。這就意味著，皇上認為事出有因。周嘉謨感到名譽受到損害，只能提出辭呈。
魏忠賢還是那一招，矯詔。同意你的請求，走人吧！
就這樣，一個堂堂部院大吏，竟不能自保。天啟元年（公元1621年）十二月，一手建立了“眾正盈朝”局面的周嘉謨，很窩囊地走了。
東林堡壘開始一個接一個淪陷（5）
三黨的“失地”，由魏忠賢來收復。小人們的額頭開始放光了——他們看到了一顆大救星。
大決戰之前的短兵相接（1）
到天啟二年（公元1622年）中，魏忠賢的閹黨已漸漸有了一點兒模樣，網羅到了一些重量級人物。與書生氣十足的東林黨陣營比起來，閹黨倒更像是一個“黨”。
這兩派勢力，都滲透在有關的國家機構中，其主要人物都同樣受到天啟帝的信任，而且從整體來看，東林黨把持的國家機構還要更多一些。但是由於兩派的“組織結構”和鬥爭路數很不一樣，所以閹黨得勢、東林失利應說是必然的。
首先閹黨有一個核心班子，其決策與行動步驟都控制在以客、魏為首的核心手裡，大小爪牙都要經過授意才發動攻擊。他們對所有的事情，都是先經分析判斷，再定下決策，所以無論是在擴張上，還是“定點清除”上，都顯得很有計劃。
其次閹黨的進攻沒有什麼道德約束，可以無中生有、信口雌黃，一切以幹倒對方為最高原則。這等於是“潑糞戰術”，對於正人君子來說，最難應付。
反觀東林黨，則是一盤散沙。人數雖眾，步調卻很不一致。往往是在受到攻擊後倉促上陣，各自為戰。東林黨人又素來標榜“清流”、“正派”、“無私”，因此在同伴遭到攻擊時，有人為避嫌，竟不能出手相救，甚至在區域性問題上，還會出現自相殘殺的現象，令親痛仇快。
此外，還有一大不幸是，作為東林首腦人物的葉向高，是一個圓滑官僚。既缺少戰略眼光，也沒有霹靂手段，一廂情願地以“調停”做為主策略，錯失了決勝的最佳機會。更重要的是，他由於在野而未參與“移宮案”的護駕行動，在天啟皇帝那裡分量不夠，這也使得他做事不免縮手縮腳。
在魏忠賢咄咄逼人的攻勢面前，東林黨人沒有想出任何有效的反制策略，只是希望天啟帝能秉公裁斷。可是，批紅權是掌握在魏的手裡，“上裁”基本上等於是魏在“矯詔”。因此，東林人士一遇攻擊，就只能求去，以“無私”而示天下。看起來是捍衛了自己的名譽，實質是無抵抗地敗退下去。
這樣的仗，打起來是很窩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