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堅持要我當天就去見愛丁格爾。其實我自己也明白不應該拖延。
蓋世太保佔據著一座很大的六層樓房。管理處有很多的衝擊隊員，他們鄙視地瞧了瞧我，彷彿我到那裡去是走錯了路。
我走近了發通行證的一個小視窗。
“我要見愛丁格爾先生。”我說罷就把身份證遞了過去。
“長官不接見拉脫維亞人。”一個很高傲的小夥子很粗暴地回答說，“走開！”
這種做法對德國人來說是反常的；德國人對他們所需要的人本來總是十分親切，看樣子，管理處事前一定沒有得到通知。
他們很不高興地讓我掛一個電話。我叫給我接愛丁格爾。我剛一說出我的名字，他的秘書就回答說馬上就好。
果然不錯，沒過幾分鐘，讓我走開的那個小夥子就拿著通行證從隔板後面跳了出來，給我敬了一個禮，並且要把我送到長官的辦公室去。
我們乘電梯上去。當我和那個嚮導走到走廊裡的時候，迎面走過來兩個黨衛軍軍官，有一個沒有軍銜的人陪著這兩個人，這個人也穿著一身黑色軍服，袖口上有一個可怕的標記——一個頭顱和兩根交叉著的骨頭。
我覺得這個人很面熟；我怕是看錯了，又仔細瞧了瞧，競認出了這個人，他原來是加什凱，正是和我一同住過院的那個加什凱。
他走在那兩個軍官的身後，腋下夾著一個棕色的紙夾，架子很大，目不斜視表現著聚精會神的樣子，真是一個洋洋得意的希特勒的官員。
我直盯盯地瞧著加什凱，很想知道他能不能認出我來，但他只是冷漠地掃了我一眼，就走過去了，彷彿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面。
我們走進了接待室，我的嚮導給那位秘書敬了一個禮，我馬上就被請到長官室裡去了。
愛丁格爾一頭紅頭髮，一撮小黑胡，依舊象那天在格列涅爾教授家的晚會上一樣，顯得十分可笑。雖然城裡好多人都說他非常可怕，說他在審訊的時候折磨人，並且親自動手使共產黨人“無能為害”——希特勒匪徒所謂的“無能為害”就是指“殺死”——但是他的外表卻並不顯得可怕。
愛丁格爾顯得十分親切。
“請您……”他向我指了指椅子，“我剛才在讀我們敬愛的領袖的著作。”他洋洋自得地說：“這本書可太好了！”
我暗自以為他這是裝相，可是他桌上確實放著一本希特勒的《我的奮鬥》。愛丁格爾那副肥胖的面孔上現出大受感動的神情。
他有一會兒工夫活象個市井的叫賣小販，對他的領袖表示萬分高興。他又談到了國社黨的功績，把未來的德國讚美了一通……
可是，他捧了一頓他的領袖之後，馬上就又換了一種很隨便、又很認真的口吻：“對不起，……”他剎那間有些惶惑了，“您容我直接了當地講出來嗎？”
“講吧……”我也很隨便、又很認真地回答他說，“我是準備直言不諱的。”
愛丁格爾現出了笑容。
“噢，布萊克先生！”他喊道，“對於德國偵察機關來說是沒有任何秘密的！”
我裝出對他的話感到很吃驚的樣子；如果愛丁格爾不那麼妄自尊大，他可能就會看出我甚至裝得過火了。
“沒什麼，沒什麼，不要難過。”愛丁格爾很寬厚地說，並且拍了拍我的肩頭，“我們甚至連大地都可以看穿！”
我很客氣地笑了笑。
“唔，這也算為德國偵察機關增光了。”
“是的，親愛的布萊克先生，”愛丁格爾又稍沾自喜地接下去說，“當烏里曼尼斯在拉脫維亞當政的時候我們就知道您，當拉脫維亞加入了蘇聯以後，我們就注意了您，而當我們把拉脫維亞變成了我們的一個省份以後，我們就把您找到了。還沒有誰能逃脫出我們的手掌呢。”
這一次我沒有笑，相反地我卻儘量冷漠地望著愛丁格爾。
“您說這些話的用意何在呢？”我問道，“就算您曉得我是誰，那又怎樣呢？”
“我只想說您是在我們的手掌裡。”愛丁格爾稍微有些遲疑地說，“一個士兵被俘之後，不管怎樣說他也算失敗了。”
“一個軍官的失敗並不等於一個國家的失敗。”我冷漠而又斯文地說：“請您不要忘記，我是一個偵察人員，偵察人員是隨時準備犧牲的。我們的職業就是這樣的：您可以戰敗別人，但您也隨時可以被別人戰敗。”
我自己明白，我所說的這一番話，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可以說是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