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花公子在反對中產階級生活時比波希米亞人更為故意和做作，例如傳統英國人和所謂的貴族，花花公子們就將身份差別作為其特別原則。在布朗梅爾，巴比？奧利維利、波德萊爾和佛羅門丁等人將紈絝子弟的作風法律化後，花花公子們強調在趨於大同的社會里的不同性。政治上波希米亞人左傾，花花公子則右傾，他們希望重建一種基於氣質和風度而不是金錢和血統的貴族政治。花花公子是天生的，而不是造就的。
有位公眾人物——花花公子——是個市區舞臺演員，他將個性隱藏於外表的保護面具後面，並努力使之難以辨認。他喜好幻想和偽裝，對細節和裝飾品如手套、領帶、手杖、絲巾和帽子等異常敏感。龔古爾兄弟這樣嘲弄巴比？奧裡維利的外表：“長年在人格街道上*的狂歡節”。卡萊爾將花花公子稱作“一個穿著衣服的男人……他為穿著而活”。裝飾是他生活中的一個主要部分，波德萊爾聲稱自己每天花在梳妝打扮上的時間不會少於兩小時。然而與舊時朝臣不同的是，花花公子將身體和亞麻布衣服的清潔看得極為重要——這是一種對身體全新態度的標誌。巴比每天沐浴，當多病的莫里斯？蓋蘭不得不返回凱拉時，他姐姐最關心的是缺水和沒有更衣室。
如此的習慣需要空閒時間，以及一份不用工作、足以維持生計的收入。雖然花花公子比波希米亞人的境況好些，但他們也不是什麼有錢人。對追求財富的輕視、對奢侈豪華和賭博的喜好，願意冒可能不得不過更為清苦生活的風險——所有這些都是部分花花公子反資產階級、反中產階級的品德。花花公子憎恨暴發戶（包括猶太人，因為他們是金錢操縱者的象徵）、生意和家庭生活。他們認為婚姻是最糟糕的囚禁形式，女人是束縛的鎖鏈。*的享受只能是一種商業行為。男孩的愛是最棒的。“同性戀”一詞直到1891年才開始流行，不過當婦女和家庭價值取得顯著地位時，花花公子們的同性戀行為也不斷變得明顯，或者在表示他們意志如此堅定。
“新女性”的出現在整個歐洲引發了一場男性身份危機。1903年，奧托？韋寧格在《性與性格》一書中說道，這場危機或許在19世紀末男女關係甦醒的問題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愛德蒙得？龔古爾在《日記》中以男性角度描述了這種甦醒。1909年馬裡奈蒂的《未來者的宣言》突顯出來的對女性、或在任何程度上說是對陰性的輕視，是花花公子作風的另一個不變之處。在康普夫看來，這不應被看作是厭惡女人的，而是“喜愛女人的”（由拉丁語而來，表示暗諷）。“女人，”福樓拜說道，“是花花公子的對立面。她不做作，所以令人憎惡。”對生殖持悲觀和敵對態度的花花公子們也會拒絕要孩子。
花花公子作風是一種道德規範，一種將獨身和流浪提升到故意反抗層次的生活概念。“我討厭人群、規則和階層。如果願意，做個*遊牧民；要我做公民的話，絕不（1854年1月23日，福樓拜對路易斯？戈萊如是說）！”浪蕩子、花花公子，以及後來的流氓都是那位中產階級典型普律多姆先生的解毒劑。社會容忍浪蕩子和花花公子，卻壓制從貧窮郊區出現並威脅到富人安全的流氓。
不管是自願、持久或僅是天生逆來順受，隱居給女性帶來了一種不同的境遇，因為以激進的觀點來說，在時代的概念性框架中沒有一個適合女性隱居的空間。米什萊充滿憐憫地評價道：“沒有家也沒有保護的女人必死無疑。”還有一些說法附和這種觀點：“大自然毫無疑問地告訴我們，女人天生應該受保護，在女孩時期和媽媽共同生活；作為妻子時，歸她丈夫保護和所有…… 女人天生活在別人身後（朱爾？西蒙，《勞動者》，1861年）。”在家庭和婚姻之外，女人沒有其他的救助。
大家庭（11）
一個一無所有隻靠魅力生活的絕望女人被認為是水性楊花的。這種單身女人必然招致懷疑、非議和奚落。大齡青年也許顯得古怪，但人們只會認為他傻而不會同情他，然而老處女變得不修邊幅，她的青春已凋謝，巴爾扎克將之視為可恥的“非生產性生物”。老處女脾氣惡劣、尖酸刻薄、詭計多端，甚至歇斯底里、道德敗壞，如同巴爾扎克1847年在《貝蒂表兄妹》中所描寫的那樣，她像只蜘蛛，經常在城市裡散佈謠言，製造恐懼，以及諸如此類的陳詞濫調。直到20世紀在男女平等主義者和萊昂？弗萊皮埃等作者的影響下，我們才看見對單身女子不同描寫的出現。只有此時女性才擁有保持單身的權利。
然而許多女性確實發現自己很孤獨。1851年的人口普查表明，50歲以上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