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些日子來，昌城“外俘大本營”———俘管第一團的團長張芝蓀和其他領導人，晝夜操勞，食不甘味。他們成天和通英語的教員們泡在一起，和自己的工作物件戰俘們泡在一起，最瞭解實際情況。剛剛熬過了戰俘營極為艱苦的初創階段，剛剛解決至關重要的安全與溫飽問題，剛剛使戰俘們的情緒平穩下來，為什麼好心好意發動起來的一場政治學習運動，竟會掀起這些讓人不愉快的波瀾呢？ 戰俘們不論在被俘前製造過多少罪惡，從根本上講，那畢竟是在受騙執行戰爭決策者的命令； 一當他們放下武器，他們就向和平居民的身分靠攏了一步，對他們的生活以至生命，我們就應該承擔起責任。只要他們認識了這場戰爭的性質，從此不再參加侵略，那就是我們的一份勞績； 等到將來戰爭結束，能把這些青年一個個完好無損地送回到他們的父母妻兒身邊，他們的人民也會感念我們，這不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一份功德嗎？ 何必非要去改造人家的世界觀？ 改造世界觀就那麼容易？ 美俘們往穆斯林戰俘的飯鍋裡塞了一塊豬肉，尚且要打得頭破血流； 同樣，你要祖祖輩輩都信上帝的美國人懷疑上帝，背棄上帝，做得到嗎……
法國《人道報》記者威爾弗雷德·貝卻敵來到戰俘營採訪，他通英語和漢語，同許多美英戰俘直接交談後，坦誠地多次找張芝蓀團長提出建議： 對美英戰俘，不適宜上大課，不適宜採用灌輸式的政治教育； 應當誘導，唯有誘導，才可能讓他們口服心服。貝卻敵對朝中人民的反侵略戰爭一直抱有鮮明的同情與支援態度，張芝蓀毫不懷疑他的善良動機，也相信他的建議符合實際情況。可是，要改變一種正在執行的政策並不容易，它具有慣性。
第59節
一系列疑問在領導人的腦子裡盤旋，私下裡也悄悄地探討； 但在執行中卻又不折不扣，一絲不苟，唯恐自己在新的革命鬥爭形勢下迷失方向，犯右傾錯誤。“右傾”二字，對於參加革命越是長久的老同志來說，越是帶有警戒作用。右傾錯誤永遠犯不得！ “左”傾是方法問題，右傾便是立場問題。立場出問題，意味著退讓妥協，革命意志不堅定、對黨不忠誠，這就有違於自己投身革命的初衷了……
收容教育西方國家的戰俘，這在中國革命歷史上還是頭一回。凡是涉及到政策性的任何問題，俘管處的各級領導人都抱著慎之又慎的態度。在一時無法作出決斷的時候，最有效的辦法和必須遵守的紀律，便是將有關情況原原本本詳詳細細地向上級報告。
昌城俘管團的報告，以最快速度送到了碧潼俘管處。隨後，其他幾個外俘團也向俘管處呈送了報告。從報告中不難看出，不同單位所發生的問題都非常近似，可見，這是一種全面的政策性偏差。俘管處主任王央公、副主任徐元甫、席一、郭鐵和各部門負責人共同研究了這些問題，將情況匯總後，又迅速向志願軍總部作了報告。
志願軍總部領導人意識到這一問題的重要性，立即提出自己的看法，又向中央軍委作了報告。
第60節
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在日理萬機中，親自過問了朝鮮戰場上志願軍的俘虜管理工作。
一切從實際出發。一個方針性的轉變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不久後，總政治部肖華副主任專程奔赴朝鮮，到昌城、碧潼調查戰俘工作，並傳達了周恩來總理的指示：對外俘的政治工作應確立以反對戰爭、爭取和平為主題，不要上大課，著重辦好圖書館、俱樂部、管好生活。 接著，總政又發出一個檔案，提出了“思想勝利，組織勝利”的新方針。這一方針的實際含義主要是： 穩定思想，防止逃亡。戰俘們隨著收容時間的延長，他們的情緒越來越焦躁。因此，必須停止旨在改變其世界觀的灌輸式政治教育，改變呆板的管理方法，積極開展文化娛樂體育活動，多添書報，讓他們透過閱讀書報陶冶性情，實行自我教育，要辦好伙食，讓他們改善營養，增強體質； 同時提倡俘管單位的工作人員要與戰俘交朋友，使戰俘們消除疑慮，生活得愉快。
為了保證這一方針的全面實施，原先俘管處與俘管團兩級機關的兩大職能部門，從性質到名稱都作了更動。原來的審處科、審處股，改稱為登記科、登記股，工作任務由對戰俘的審查處理轉變為對戰俘各項情況的登記留檔，為將來戰俘的核查遣返作準備； 原來的教育科、教育股則改為文娛科、文娛股，主要抓文化娛樂工作。
將階級教育的主題改為爭取和平的主題，這一適時的轉變，使整個外俘管理工作頓時活躍了起來。
“反動分子”們笑逐顏開地由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