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父親，我們做了些什麼呢？”他對父親一生表現出來的品格氣質，後記引用了愛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時說過的話：“第一流人物對於時代和歷史程序的意義，在其道德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方面還要大，即使是後者，它們取決於品格的程度，也遠超過通常所認為的那樣。”無愧於顧準的女兒，才能有對她父親如此深刻的理解。（請原諒，我未能在事前徵得她的同意，採用了她的話語。）
“後記”接著提出了下面這樣一個極其嚴肅的問題，“真正嚴峻地擺在我們面前的：是需要解決這樣一個悖論——為什麼我們和父親都有強烈的愛國心，都願意獻身於比個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標而卻長期視為殊途？強調分離時間的長久，搞技術工作理論水平低等等，都僅僅是外部的原因；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準則，為什麼容不進新鮮的可能是更為科學的內容？究竟哪一部分需要審查、更新，以避免今後對親人以至社會再做蠢事？對於一個願意嚴肅生活的人，必須有勇氣正視、解答這些問題，並且承受代價”。顧準大女兒在她“後記”中提出的這個問題，不正是當代最大的現實問題嗎？然而，這個問題解決了麼？不應當再讓這樣的悖論困擾我們，阻撓我們前進了。這樣的不幸對我們已經太多了！
根據我手頭現在儲存的材料，可以推斷，這部文稿（筆記）不會晚於1984年年底以前，透過30年代的一位老朋友之手，交到了北京一家出版社手裡，這家出版社在30年代的進步文化界享有盛譽。負責審讀的編者讀了以後，“深感作者知識淵博，很有識見。也許是因為兄弟之間的探討問題，直抒胸臆，不諱權威。……此文寫於那種不講學術，不講科學的時代，實乃不凡之作”。這個出版社的負責人也認為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