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年間，正是我國民族工商業有相當發展的時期。潘序倫從美國學成歸來，移植到國內的新式簿記——現代會計學，是完全不同於我國傳統的舊式簿記的一種新的會計理論和方法，他藉助科學原理，對社會各個領域的經濟活動，按其不同型別的具體特點，設計各種不同的會計制度，進行系統的記錄、計算、分析、檢查，它較之我國傳統的舊式簿記，要精確、及時、科學得多，因此受到開始運用現代資本主義方式經營的新興工商業者的普遍歡迎。適應這種社會需要，潘序倫的會計事業從立信會計師事務所擴充套件到立信會計補習夜校，以後又創辦立信會計專科學校、立信會計編譯所、立信會計用品社等。當時眾多中小工商企業中從業的中小職員、練習生、學徒，迫切要求增進業務知識，改善社會地位，因此，這種業餘補習、靈活多樣的辦學方式，不僅受到他們的普遍歡迎，也得到多數業主的支援，立信會計補習學校和會計事業在這一期間有極大的發展。
1927年，顧準到立信會計師事務所當練習生時，不過12歲。以後經過勤奮自學，逐漸學會和掌握了會計學這門學科。然而畢竟年事過小，稚氣未脫，因而曾經鬧過這樣的笑話：當他第一次登上立信會計補習夜校的講臺講課時，（當時只16歲），竟被學生轟下了臺。又過一年之後，第二次才算站住了腳。
從1927年到1940年離開上海，顧準在立信會計師事務所前後工作了14年。他從刻蠟紙、印講義、改課卷，到在夜校講課、擔任夜校部主任、撰寫會計學著作、在之江和滬江等幾所大學擔任兼職教授，用他自己的話說，這一時期，是他職業向上時期。1934年，他完成了第一部會計學著作《銀行會計》，此時不過19歲。以後，陸續出版的有《初級商業簿記教科書》、《簿記初階》、《股份有限公司會計》、《中華銀行會計制度》、《所得稅原理與實務》、《中華政府會計制度》等。這些著作出版問世時，有的用了顧準自己的名字，有的署了別人的名字。值得在這裡提到的是，顧準與潘序倫的關係。1934年顧準參加革命活動以後，曾幾次被迫流亡。潘序倫對顧準是一個危險的赤色分子並非沒有覺察，但他對顧準幾次進出於立信會計師事務所仍然採取了容忍的態度，並且還同意他可以採用在家撰寫會計著作這種更為自由、也更適合於從事秘密活動的職業方式，甚至在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向潘序倫提出警告以後，他也沒有采取任何措施。潘序倫對顧準愛其才，也敢於用其才，在他心目中還曾把顧準視為自己會計事業的繼承者（潘序倫直到晚年還這麼說），不問他政治面貌如何，採取了一種開明、寬容的態度，而顧準和他的家庭也因此能夠獲得一個比較安定的生活條件，這在30年代的舊社會，確實難能。
二
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蔣介石採取不抵抗政策，東北四省淪亡；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日戰爭失敗，國民黨堅持奉行錯誤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在普遍的民族覺醒的推動下，顧準接受馬克思主義並開始了革命運動。經過1933年下半年的積極活動和醞釀，1934年初，以顧準為核心，成立了一個自發的秘密的馬克思主義小組——進社。參加進社的最初的成員是團結在顧準周圍的立信會計師事務所的同事和立信會計補習夜校同學中的先進分子。第一批成員有顧準、李建摸、李少甫、陳懷德、夏舜凱（以上均已故世）、李燮泉、沈蔚平、童志培以及不久以後參加的汪璧（方採秀，後與顧準結婚）、王紀華（王文清）（以上兩人也已去世）。進社成立不久，即與黨的外圍組織遠東反帝同盟建立了聯絡。在遠東反帝同盟的指導下，進社起草了自己的“綱領”，建立了幹事會，出版了內部油印刊物《前衛》，聲援了當時正在進行的美亞綢廠的罷工鬥爭，並決定全體成員積極參加當時由李公樸、柳辰夫主辦的基督教青年會讀書會的活動。1934年8月，遠東反帝同盟負責人劉丹被捕，進社與遠東反帝同盟失去聯絡。透過讀書會甲班幹事孫化新（即孫煥新、孫靜，武術會（中華民族武裝自衛隊）機關刊物《武裝自衛》編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職員，燕京大學社會專修科畢業），顧準很快找到了武衛會黨團書記林裡夫，進社又與武衛會建立了聯絡。林裡夫當時決定：一、利用讀書會結業式的機會，由顧準在會上公開宣讀武衛會抗日救國綱領，以擴大影響，爭取合法地位（結業式到會學員約200人，會上對武衛會綱領一致表示擁護，並當場推舉約有10人組成的籌備組織；籌備組也曾進行過這次活動，但在當時形勢下終未能公開）；二、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