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了亞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殘篇。但是，所有留傳下來的史料，都分屬各邦，綜合的史料是沒有的。尤其是要探討希臘本土諸邦歷史演變受到了小亞細亞諸殖民城邦怎樣的影響，影響的具體過程又如何，材料特別缺乏，多年只能根據相關的史實作一些推測而已。
無論如何，影響是有的，而且有理由推定影響是深刻的。在通觀公元前八世紀以後到古典時代希臘各邦歷史演變的過程之後，我們可以相信，這種影響：（一）首先見於本土的海上交通特別便利的科林斯地峽上的科林斯、麥加拉（Megara）、西息溫（Sicyon）；優卑亞島上的卡爾西斯（Cha1cis）、愛勒特里亞（Eretria）和薩洛尼克灣中小島埃吉納。它們是本土的典型的工商業城邦，它們的領土很小，其中最大的科林斯的領土不見得比小亞細亞那些“分裂繁殖”的殖民城邦大多少，其他都不過是一個城市及其附郭的規模。（二）除這些最早受到影響也變得最快的城邦以外，還有第二類國家，原是一片農業地區，有不相統屬的小巴西琉斯各據城堡，分立割據，在黑暗時代中統一起來了，王政消失了，成立了單個城市為中心的大城邦，或者成為若干自治城市所組成的聯盟。這種型別的演變方式在希臘本土發生的最多，早期的雅典、彼奧提亞、洛克里斯（Locris）、福西斯（Phocis）、伊利斯（Elis），後期（這裡所謂後期，時間下限一直可以推到公元前3世紀，甚至還要晚些，那已在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征服以後了）的阿爾卡迪亞（Arcadia）、亞該亞（Achoea）、埃託利亞（Aetolia）都屬於這一類。（三）斯巴達和特薩利亞屬於另一個型別，那裡一直存在著農奴階級，“邊區居民”和貴族階級或特權公民之間的嚴峻界限和深刻矛盾，而且這兩個國家又都是領土廣闊，嚴格說來，它們都是領土國家。然而它們的政制在某些方面還是城邦化了的，不過它們的經濟條件和歷史傳統使它們不可能徹底“城邦化”，而各各保持了自己的特殊面貌。（四）還有介於二三兩種型別之間的國家，至少可以舉出一個阿爾哥斯。它的演變過程後面也要約略提到。
希臘本土無論如何狹小，總是具有內陸縱深的地區，它的天然條件決不可以和“綴在蠻邦原野這片織錦”上的“花邊”——海外殖民城邦相比。本土諸國的城邦化多半同時又是某種程度的集團化，這是不可避免的。通觀希臘史，我們就會感覺到，多中心的希臘幸虧有這種集團化，才得以打退波斯人的侵犯，否則的話，成串的富裕的濱海工商業城市，等不到羅馬的征服，就會聽令東方大帝國的波斯任意宰割而毫無抵抗力量了。
希臘本土政制演變的一個環節，即王政的消失，公元前8世紀前後幾乎都已完成。亞里士多德解釋此種變革的原因是：
“古代各邦一般都通行王制，王制（君主政體）所以適於古代，由於那時賢哲稀少，而且各邦都地小人稀。另一理由是古代諸王都曾對人民積有功德，同時少數具有才德的人也未必對世人全無恩澤，但功德特大的一人首先受到擁戴。隨後，有同樣才德的人增多了，他們不甘心受制於一人，要求共同參加治理，這樣就產生了立憲政體。”（《政治學》，第165頁）
亞里士多德上面這段話是政治學，也是史論，它確實美化了王制，也美化了希臘人的自由精神，雖然據說他蒐集過一百多個希臘城邦政制史作過研究，我還寧願從脫因比之說：立憲政體，“以契約為基礎的政體”淵源於小亞細亞傳佈到希臘本土。唯有在這種先例影響之下，貴族階級起來消滅王政成為時代風尚，這種和平過渡才得以實現。一個著名的傳統的故事似乎可以證明脫因比的看法。歷史時代希臘諸邦儲存王制的僅有的例子是斯巴達，但是斯巴達的王的權利，在所謂來庫古（Lycurgus）立法和監察委員會取得巨大權力以後，削弱到僅僅保持出征時統帥軍隊的程度，其時在公元前7世紀。普魯塔克（Plutarch）說，當時斯巴達兩王之一、色奧龐波（Theopompus）的王后，譴責他所能留給後代的王權少於他從前王留傳下來的權力，色奧龐波王回答說：“不對，我留下來的比從前更多，因為從此王權可以保持的更為久遠”（普魯塔克：《來庫古傳》）。色奧龐波這樣回答，顯然因為他看到時代潮流不允許古代的王制繼續存在下去。不過小亞細亞殖民城邦風尚影響本土的具體過程，在亞里士多德的時代也許已經漫不可考了。
科林斯等國的海外殖民
王制消失的過程雖已漫不可考，本土諸國城邦化的第一個衝擊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