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年，這是很難想象的。因為在17世紀末18世紀初就有褚人獲本《隋唐演義》的廣泛流傳，產生於18世紀30年代的《說唐後傳》不取材於《隋唐演義》，而遠取材於《大唐秦王詞話》，這種可能性是不大的。因此我以為，《說唐》、《說唐後傳》產生的時間大約與《隋唐演義》（1696）產生的時間相去不遠。也就是說，木楊城的故事在清初就已經形成和流行了，因此天地會的建立者們才把它納入自己的傳說系統，在會內廣泛流傳。本書前面曾提到，羅炤先生說，在漳州一帶，《說唐》的故事十分流行，因此，木楊城的故事被天地會開創者納入建會的傳說系統是一點也不奇怪的。
綜上所述可知，在天地會所舉行的各種儀式中具有重要地位的木楊城來源於通俗小說，它具有雙重象徵意義，既象徵著被滿清統治者佔領著的北京，又象徵著被天地會收復了的作為漢族王朝的首都北京，或徑指被解放了的整個中國。關於木楊城的問答中說它有“兩京十三省闊”，而“兩京十三省”就是指明朝的全部疆域。木楊城在作為法器用時，它象徵著地域，象徵著被敵人佔領的地域和自己準備攻打和解放的地域。它做成“鬥”的形狀，則是用以象徵著糧食與飯碗，也包含著道教對斗的崇拜之意。
我們應該看到，通俗小說特別是《水滸傳》、《三國志演義》、《說唐》這三部通俗小說，是天地會群體意識的主要來源，甚至我們可以想象，天地會誕生時，由於領導者多是文人士大夫，可能受“三國”、“說唐”影響大些，待後來其領導與會眾多是遊民時，則受《水滸》影響更大些。也可以說是天地會的文化基礎。我們從關於天地會起源的較原始的檔案中可以看出這一點。中國自宋代以來各種各樣的社會運動或###、騷亂，凡是有眾人參加的群體活動，無不受到通俗文學作品的影響。特別是遊民，他們從具有遊民意識的通俗文學作品中汲取思想，受到鼓舞，獲取力量，按照通俗文藝作品的提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演出新的歷史活劇。
4�天地會的意識形態和組織形式
天地會不僅在建立過程中受到通俗小說和通俗戲曲的影響，編造了一個類似小說的“西魯神話”，而且，它的意識形態與組織形式也多取材於通俗文藝。特別是《水滸傳》、《三國志演義》、“說唐”小說系列，這類富於遊民意識的通俗小說對於天地會的影響尤為強烈。最早的天地會的研究者陶成章先生，對這個問題也看得很清楚，他在《教會源流考》中說：
秘密會社天地會內幕（13）
洪門借劉、關、張以結義，故曰桃園義氣；欲借山寨以聚義眾，故又曰梁山巢穴；故豫期聖天子之出世而輔之，以奏擴請之功，故又曰瓦崗寨威風。蓋組織此會者，緣迎和中國下等社會之人心，取《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說唐》三書而貫通之也。其專收下等社會者，蓋奏恢復之功，當用多數之人。……會員之宗旨，專崇義氣，取法劉、關、張；既崇義氣，力求平等主義，故彼此皆稱兄弟，政體主共和。
這段話除了當時流行的時髦話頭“力求平等主義”、“政體主共和”之類有些不甚妥當之外，其他皆屬事實，並較為準確概括地說明了天地會的意識形態特點及其與通俗小說的關係。有的研究者從這個角度進行了研究，如羅爾綱先生的《〈水滸傳〉與天地會》一文，便從意識形態與組織形式上考察了《水滸傳》對天地會的影響。羅先生對《水滸傳》和天地會的思想意義的估價，在我看來稍嫌過高，與我對《水滸傳》與天地會的性質理解不同。因此，儘管羅先生在這方面已經作了許多工作，我仍要在本書中對天地會與通俗小說的關係、特別是與《水滸傳》的關係作進一步的分析。
①忠義堂前無貴賤
遊民處在社會的最底層，對於社會的不公、不平的感覺自然十分深切，因此，他們期待打破世俗的階級和等級制度。遊民曾在結拜中對平等的往來與相互幫助的生活有過初步的嘗試，天地會就是他們進一步為打破不公、爭得“平等”而進行組織化和制度化保障所作努力的一部分。以農民為主體的白蓮教模仿宗法制度，實行“教長世襲，師徒授受”，輩份森嚴，而且教中的各種執事也都有等級之分。陶成章在《教會源流考》中說白蓮教：
政體尚專制，大主教為最尊，主教次之，……主香、司錄又次之。凡教徒不得與聞司錄之事，司錄不得與聞主教之事，主教不得與聞大主教之事。
生活在宗法社會中的農民對於等級制度是理解和尊重的，因此，以農民為群眾基礎的秘密宗教採取了等級制度（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