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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地反映遊士的思想意識的縱橫家、策士們的思想，也頗為後世的遊民所取，我在下面所談及的遊民意識，就從先秦遊士繼承了許多他們所能接受的東西。帶有遊民色彩計程車人或遊民知識分子（兩者很難絕對分開）往往成為遊民騷亂、農民起義或暴亂中的“搖羽毛扇”式的人物。沒有這類人物，一切武裝造反活動都不會有任何起色。
如果說儒家、法家是皇權專制社會穩定時期的主流思想意識的話，那麼遊士思想在###時期便起了主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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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命為社會良心的遊俠�（1）
1�“大夫士”與貴族精神
遊俠也屬於“脫序”的人群，但遊俠與遊士不同。遊士是社會環境的產物，是被迫“脫序”的，他們不安定的生存狀態往往是不得已的。遊士多來源於一個階層，其身份受到各國統治者的尊重，有特殊才能者還備受歡迎。實現大一統之後，這些條件就自然消失了。他們被納入社會的正常秩序之中，成為“四民”之首，或者說是皇權專制制度下官吏的後備隊。他們正式取得了做官為宦的身份之後，便稱之為“士大夫”。此後如果他在家鄉居住而不做官，過所謂“優遊林下”的生活，那麼，他就是在野的“縉紳”了。他們不僅不再是脫離社會正常秩序的群體，而且成為自覺維護社會秩序的階層。應該說遊士只是箇中間階段，再往前他們屬於“士”和“大夫”兩個階層。他們是貴族，可合稱為“大夫士”。
西周是貨真價實的“封建社會”（所謂“封邦建國”），這個社會中天子、諸侯是位居“南面”的為君者，“大夫士”則是中下層施政者，用現代的話說，他們是社會的管理者（官吏）和保衛者（軍人）。他們不僅各有專職，而且是世襲的。上個世紀40年代的“戰國策派”學者林同濟認為，由於上述兩個特徵，使他們形成“世業”和“守職”的觀念，並造就他們的榮譽感和自尊心，形成了獨特的人格。林同濟描繪這種人格說：�
以義為基本感覺而發揮為忠、敬、勇、死的四位一體的中心人生觀，來貫徹他們事業的抱負，守職的恆心。他是一副“剛道的人格型”。
《大夫士與士大夫》見《時代之波——戰國策派文化論著輯要》。
這就是一種“貴族精神”。為什麼會形成這種貴族精神呢？因為那是長久固定分工的社會，“大夫士”世代作為社會管理者和國家的保衛者，養成了負責公共事務和為國作戰的習慣，而長期從事於此，必然養成“忠敬勇死”的精神，必然習慣性地愛管一些與他個人關係不大的公共性的事物。我們翻閱一下《左傳》、《國語》，常常可以看到具有這種精神狀態的人物，直到《戰國策》中還不乏這類人物。
先秦，那種以天下為己任的各種學派的開山人物，都是秉承了這種貴族精神的，包括現代研究者稱之“代表手工業者和小生產者利益”，但卻能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墨子。他們以天下為己任，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正是這種習慣於管理公共事務精神的發揚和“忠敬勇死”人生觀的體現。就是為大儒們所不齒的遊士，其中傑出者亦非一些拘拘小儒可以望其項背。如魯仲連、唐且、顏（斤蜀）等人自尊自愛的態度，也是不乏貴族色彩的。
秦統一之後，民間不需有思想存在，各個學派除了服務官府的，全部消失，遊士更受到取締。然而“貴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