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二的特徵，則是直接依據工作場所來提供全方位的公共服務。許多大型企業出資興辦了託兒所、門診部、學校、療養院、休閒勝地，以及其他為職工及其家屬提供的娛樂設施。在蘇聯許多由單個公司構成的城鎮裡，主體企業直接出資提供本地大多數的公共服務。
蘇聯體制的政治結構
在蘇聯，政治權力由兩個平行的機構來操縱，一個是國家機關，另一個是共產黨機關。在名義上，黨有一個民主的體制。黨員選舉代表，參加定期舉行的黨員代表大會，大會透過黨的決議並選舉中央委員會，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該委員會由幾百人組成。中央委員會再依次選舉一個由一二十人組成的政治局和一名總書記，負責處理中央委員會閉會期間的各項事務。
然而在實際上，權力是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的。總書記是該制度的全權人物，他主持的政治局則是解決重大問題的決策機構。中央委員會擁有一個全職的執行機構，即所謂的“書記處”，它是政治局的執行助手。在必須選出一名新的總書記時，中央委員會就變得重要了，但通常情況下它是受政治局領導的。黨代會不定期舉行，也不擁有什麼真正的權威，而個別黨員的作用只不過是貫徹上層所制定的政策而已。
黨—國精英（8）
黨以各種方式在社會上行使權力。它監督政府的工作。例如，國家計劃委員會和工業部門直接向黨組織報告工作。同時，黨也透過它自身的機構，直接制定國家政策，並參與這些政策的實施。例如，黨在醞釀經濟計劃方面起著關鍵的作用，並且正如上述，其地方幹部要協助這些計劃的落實。中央委員會的成員廣泛地參與外交、國家安全、科學、文化以及其他政策領域裡的事務。不過，黨的權力最根本上來自於它對政府、非政府和官員選舉的控制。
黨對重要職位任免權的控制，被稱為“任命制”。最高黨組織（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決定誰將在政府、軍隊、安全部門、大眾媒體、貿易聯合會、專家組織等組織機構中佔據某個高層職位。下級黨組織任命各自管轄範圍內的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的下層職位。在黨內，莫斯科的最高層組織控制著下級黨組織以及各共和國、各省、各大城市的黨的高階職位的任免權力。
政府擁有一個獨立於黨組織的結構，在名義上也是民主的。蘇聯憲法規定了一個議會式的民主政府。蘇維埃的成員要透過自由投票選舉出來。最高蘇維埃，這個最高立法機構，任命一個部長會議，作為政府的執行和管理協助部門。部長會議主席扮演著總理或政府首腦的角色。
然而，事實與議會式政府的設想十分不同。蘇維埃選舉沒有競爭。共產黨決定蘇維埃的提名人選，同時選舉部長會議的成員和政府總理。最高蘇維埃遠不是一個獨立的立法機構，倒像是黨組織的一個“橡皮圖章”，為它早已擬定的決議加蓋大印。來自上層的革命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西方研究蘇聯政治的專家們就蘇聯體制的高層機構內政治權力的準確歸屬問題展開了爭論。一些最顯赫的政府官員在政治局裡有一個職位，而幾乎所有的部長會議成員也在黨的中央委員會里有一席之地。就本書的目的而言，沒必要非搞清楚黨和政府機構之間到底如何分配決策權不可。毋庸置疑的是，權力集中於這兩個高層機構，它們相互滲透。“黨—國制度”是它最好不過的名稱。
雖然斯大林逝世後蘇聯體制的基本經濟結構並沒有變化，但它的政治權力結構卻有所不同。上面對蘇聯政治制度的描述，指的是斯大林時期政治權力的形式，而其內容在斯大林統治下並不是這樣的。從1928年直到他逝世的1953年，斯大林一直以一個全權的獨裁者面目進行統治。說這一時期黨掌握著權力，其準確性是值得懷疑的。斯大林主要透過秘密警察而不是黨來加以統治。
1929年末，斯大林親手發動了迫使億農民參加的集體化運動。這次運動所導致的混亂，引發了一場可怕的饑荒，1932—1933年間，千百萬人死於飢餓和疾病。1936—1938年，斯大林製造了一系列大清洗和公開政治迫害事件，幾乎所有的布林什維克黨的早期領袖均被處以極刑。1935至1939年間，近100萬黨員被害身亡。即使到了後期的1950年，還有一名政治局成員被判死刑。除了黨的高層領導人外，監禁或死刑的處罰還涉及許多政府官員、企業負責人、軍隊首長和文化人物，甚至普通工人和農民都被判“陰謀破壞罪”。即使是那些執行這種恐怖政策的秘密警察官員，也不時自陷囹圄。合計起來，斯大林的統治共導致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