劃之後，斯大林透過支援布哈林的漸進發展策略，首先擊敗了快速工業化的鼓吹者，而後又擊敗了布哈林及其漸進步驟的鼓吹者。大約在20年代末，斯大林已經擁有足夠的個人權力，去發展一種新的經濟模式。
大權獨攬之後，斯大林開始強令推行一種農業集體化、快速工業化和徹底消除私人經濟的新路線。斯大林的權力是如此之大，以至於這種新路線根本就不是共產黨的正式決議。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於1928年，其工業化的目標雄心勃勃，卻沒有料到即將發生的俄國社會和經濟結構的極端變化。一年之後即1929年，新模式開始推行，由斯大林個人決定，發動了一場強行把蘇聯千千萬萬的農民集中起來的運動。
20年代末，一種新的經濟和政治制度也許已成型，也許還在建設，但總之已成為“蘇聯體制”了。這一制度的經濟特徵在隨後的55年裡很少發生變化，直到戈爾巴喬夫時期才告終結。根本的政治制度在這期間也比較穩定，儘管1953年斯大林逝世後政治權力幾易其手，其執行方式也幾經變更。
蘇聯體制的經濟結構
蘇聯新體制的最重要的經濟制度，是生產資料的國家所有制和中央計劃經濟。在蘇聯，幾乎全部的生產資料都歸國家所有。唯一的例外是集體農莊，它們被認為是農村集體成員的公共財產。
調控這一制度的，是一種高度集中、等級森嚴的計劃經濟形式。在黨中央領導下的蘇聯政府，為整個國家制定五年計劃和年度計劃。五年計劃表明經濟發展的方向和目標，而年度計劃則是把法令推行下去的可操作性檔案。它們分別規定了每一種重要產品的產量指標。 。。
黨—國精英（7）
計劃體制的最上層，是所謂的“國家計劃委員會”這一機構，在為這個龐大國家制定一項內部協調一致的經濟計劃方面，它的任務極為艱鉅。國家計劃委員會採用了一種叫做“物資平衡”的方法來預算生產性投入——鋼鐵、水泥、工廠裝置等等，後者的生產要與終極產品生產的目標水平相一致。在國家計劃委員會這一級，計劃替相對較廣的產品種類分別制定了產量指標。國家計劃委員會下面，是各經濟主管部門，它們在各自所主管的領域裡把計劃分割成範圍稍窄的生產指標。各個企業具體從事生產，它們各自受其特殊主管部門的控制。在企業這一級，計劃具體規定了各種產品的投入和產出。而作為供應部門的國家物資局，則負責管理各企業之間的供應關係。
貨幣與財政在蘇聯體制中起著次要的但又是無可替代的作用。一旦某企業接到生產指令，國有銀行系統就會為其提供必要的財政支援，使它能夠支付在經濟計劃中已明確規定的勞動力和物資投入費用。是計劃的生產指令，而不是信用或獲利，引發了經濟活動。
國有企業傾向於無限制地壯大自己，這一方面是因為人們強烈地相信，大型企業更有效率，另一方面是出於實際的考慮，即中央計劃部門指揮少量的大型企業總比指揮許多小型企業容易。在企業這一級，個人全權管理是主要的原則。每個企業都有一個負責人，他有權控制企業並向企業的上級主管部門負責。黨的書記和貿易組織領導人也扮演著積極的角色，但總負責人才是最高的權威。
蘇聯共產黨也有與國家計劃組織平行的機構。它的中央委員會下屬的各種專門的生產部門，參與對計劃的制定和執行情況的監督。在共和國、省、地方各級，黨的書記與同級的國家機構和企業一道，在其許可權範圍內負責計劃的實施。在所有的城市裡，黨委書記都與地方行政機關的負責人和大企業的總負責人一起，保證該城市的計劃得以完成。
如果說，蘇聯體制完全以中央經濟計劃為基礎，那也有失準確。市場起著第二位的作用。消費品主要透過零售商店來分配，在這裡，消費者可以隨意購買到上架的東西，其價格由國家統一調整。不過，消費品分配的非市場形式也起著重要的作用，這包括短缺品的定量配給，在工作場所按特殊價格分配給工人、管理人員和官員的商品，以及在專門商店裡分配給高階官員的優質產品。工人主要透過勞動力市場來找到工作，在那裡，工人根據報酬的高低和自己的愛好來選擇自己的工作。不管是在生產物資上，還是在消費物資上，同樣存在著黑市，此外，企業也在官方計劃之外交易商品，這一灰色市場雖非正式但也被容忍。可是，在引發和調整經濟活動方面，中央計劃仍然是主要的制度。
蘇聯體制還包括向居民提供多方面的公共服務，而這大多數直接靠政府來完成。然而，這一制度的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