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西漢制度，俸祿為二千石以上的官員（各郡太守、各州刺史、朝廷列卿以上）任職滿3年便可保薦自己的一名同父同母兄弟或親生兒子為郎官。這項制度被稱作“任子令”。
西漢王朝選拔官吏，均以“德”為第一，“能”為第二，但這個“任子令”卻偏偏以“血緣”為標準，其實是皇室“血緣政治”的擴大化，無形中加劇了社會階層的分化和貧富懸殊，有百害而無一利。哀帝下令廢除此法。
雖然這些舉措的影響力最終也沒有能夠越出皇城的圍牆，遠遠談不上成功，但它卻向世人發出了這位新君決心勵精圖治的訊號，從而為這個令人悲觀和頹廢的國度注入了希望與想像的氣息。朝野上下都太需要這樣的氣息了。
因此，哀帝即位伊始便輕而易舉地在舉朝上下營造出“眾望所歸”的大好形勢。對任何一位想有所作為的新領導人來說，無論是帝王也好，還是臣子也好，這樣的形勢都是彌足珍貴的。
有了這樣的人心向背，哀帝就可以騰出手來剪除王氏外戚的勢力了。
他首先廢除了誹謗詆欺法，使官員們得以放開了膽子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想批評誰就批評誰，一點兒不用擔心被秋後算賬。
於是很快便有建平侯杜業指控已經卸任的前任首輔王根，說他明明知道趙合德謀殺皇子，不但不向成帝上書舉報，反面與她相互勾結，詆譭迫害許皇后，致使許氏家破人亡。
這個杜業本是王鳳的“超級智囊”杜欽的侄兒，曾任駐守函谷關的都尉，素與翟方進及淳于長不和。
淳于長案發後先是被遣回長陵封國，要途經函谷關。王立親自給杜業修書一封，請他務必看在淳于長老母（王太后的大姐王君俠）風燭殘年的份兒上，不計前嫌，痛快放他們母子出關。
淳于長深得王太后及成帝寵信的時候，首輔王商病逝，排行老六的王立反倒讓老七王根越過自己繼任大司馬輔政。他耿耿於懷，認為是外甥淳于長從中作梗的結果，因此便常常在成帝面前詆譭他。
等到淳于長案發後被遣回封國，出發時，王立的長子王融去送行，淳于長便拿出大量珍寶，讓王融轉送給王立。
收了好處的王立便一反常態地為淳于長說好話。他這麼一說，反倒引起了成帝的警覺，於是便責成有關部門立案調查。王立做賊心虛，便讓王融自殺封口。這樣一來則更讓成帝懷疑其中還有更重大的隱情，便把淳于長重新逮捕起來拷問究竟。淳于長終於把自己調戲許皇后的罪行交待出來。
淳于長再度被捕後，丞相翟方進便派人到函谷關，從杜業處搜出了王立的書信。杜業便以“聽請”之罪被罷官免職。
在當時看來，淳于長有罪，身為函谷關都尉的杜業理應為難他一番，至少不能讓他輕輕鬆鬆就這麼過去。杜業沒有這麼做，便是“挾私枉法，聽受請謁”。
哀帝甫一即位，聰明的杜業便覺察到了王氏家族的末日，他自己曾因王立而受牽連。“誹謗詆欺法”一廢，他便抓住這個時機與王氏家族劃清界限。
杜業的上書正好迎合了哀帝的心思。哀帝很小便由祖母傅太后抱養教導，傅太后是王政君的老對手，自然少不了在他耳朵邊灌輸關於王氏弄權驕橫、為害社稷的壞話，因此，哀帝對王氏家族始終沒有什麼好感。但考慮到自己剛剛即位，立足未穩，便暫時沒有拿他們下手。
1個月後，司隸（校尉）解光又上書攻擊王根、王況，說王根還沒有等到大行皇帝的靈柩下葬便公然迎娶掖庭樂工殷嚴、王飛君等人回家尋歡作樂，王況也娶皇宮貴人為妾，犯了“大不敬”之罪。
鑑於王根當初收受了傅太后的賄賂之後，曾經在哀帝即位的問題上有“重大立功表現”，因此便免於追究刑事責任，遣就其封國；王況則被免為庶人，流放故郡元城（今河北大名），同時把王根、王商（王況之父）舉薦的官員悉數罷免。
而此前，剛剛就任大司馬1年多的王莽已經自動辭職。王氏家族在朝中的勢力清除殆盡，只象徵性地留下王譚的兩個兒子王去疾和王閎分別擔任侍中和中常侍的虛職。
“惡霸”般的皇祖母（1）
這樣的局面讓傅太后興奮無比。她在哀帝即位前長達19年的漫長歲月中處心積慮地在他的內心深處成功培養出對王氏專權根深蒂固的反感，但她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作為必然的“副產品”，也使他同樣反感西漢王朝外戚干政的傳統。
哀帝從一開始便把王氏勢力當成了自己治理天下的主要障礙，但卻也沒有料到真正的障礙卻是自己的親祖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