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王妻的智商，她早已經認識到王章此行必定凶多吉少，說明她也曾為王章的這個決定之成敗進行過細緻深入的分析。《漢書》裡用了幾句話來描述這個情節：“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系。”一個“果（下廷尉獄）”字，顯然是為了證明王妻分析之正確。
總之，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一個結論：王章對王鳳的攻擊，絕非為天下社稷所計。
王章為政一生並無多少可圈可點的建樹，“挑戰權貴”幾乎成了他博取功名的唯一手段。
他在宣帝朝末年進入仕途，初為文學小吏，稍後便遷諫大夫。宣帝晚年時逐漸養成了“發動群眾鬥群眾”的毛病，對那些敢於彈劾權貴的言事官，有一種特殊的青睞。
王章升任諫大夫後，屢屢因此獲得宣帝的欣賞，使他的“敢直言”風格名滿朝廷。但這段從政經歷也給王章帶來了一生的影響，使他把自己一生的職業價值定位在所謂的“敢直言”或“挑戰權貴”上，正是這樣的定位使他最終沒有能夠超越自己的宿命。
還有一點可以證明，王章的所謂 “敢直言”絕非史書所說是出於“忠直”：他歷事宣、元、成三朝，元、成二帝都是出了名的“昏君”，多有荒唐之舉，但卻不見王章有過“勸主之諫”。——他不是看不到天子的毛病，而是不敢也不願得罪他們。
從純粹個人的角度來講，絕大多數人的職業生涯都會有一個貫穿始終的價值基礎，這個價值基礎往往取決於當事人的自我定位。職業價值基礎一旦形成，便會成為影響人一生的宿命性元素，或因之而興，或因之而亡。
在宣帝朝那樣的政治環境中，王章的職業價值定位逐漸形成。元帝即位後，他被擢升為左曹中郎將，其地位僅次於九卿，與太子太傅之類的列卿相等。
王章在元帝朝敢於彈劾石顯，除了源自職業價值定位之外，還與他的一個錯誤判斷相關：他以為元帝純粹是被石顯這樣的奸佞小人迷糊了雙眼，卻不知道這正是元帝本人的權術使然（本書前文已有交待）。
在這樣的錯誤判斷下，王章等人便會自然而然地生出另一種僥倖的慾望：如果幫助元帝認清石顯的嘴臉，自己便會是最大的功臣，前途將不可限量。
但這正是王章的迂愚之處，也是他在成帝朝犯下了同樣錯誤的根源所在。
但是，這一次的代價顯然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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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錯胎
“王章事件”是成帝的皇帝生涯中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在王商和王章兩人的策動下，他與王鳳的兩次正面交鋒都以失敗告終。失敗的原因都不是王鳳有多麼強大，而是他自己在關鍵時刻戰勝不了自己的弱點。他輸給了自己。
或許成帝對自己也徹底失望了，從此便不再有任何獨攬乾坤的企圖，而是採取了消極怠工的方式，任由王鳳及其繼任者們擺佈朝局。他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了聲色犬馬的極度享樂上來。
王章被處死後的幾個月，次年（陽朔二年，公元前23年）夏天，光祿大夫劉向上封事（密奏），長篇大論地從各個角度分析了劉氏皇統面臨的危機，希望成帝以祖宗社稷的大局為重，“援近宗室”，“黜遠外戚”。
成帝看了劉向的奏書後，專門召見了他，雖然“嘆息悲傷其意，”最終卻只說了一句話：先生不必再說了，我會認真考慮你的意見。
說是這麼說，但未見他有任何動靜。
從“王章事件”發生到結束的全過程，馮野王始終沒有參與過，甚至並不知情，他那時遠在琅邪郡做太守。但王鳳不可能放過這位聲名卓著的政治宿敵，他必須趁著勝利的大好形勢徹底解除來自馮野王的威脅。
馮野王也是個聰明人。當他獲悉“王章事件”後，便憂懼成病，於是向朝廷請了3個月的病假。病假期滿後病情仍不見好轉，朝廷便批准他續假（即“賜告”）。馮野王便攜妻兒回到杜陵老家尋醫問藥。
杜陵就在京師長安附近，估計馮野王尋醫問藥是假，藉機回京刺探風聲是真。
漢代官吏的休假，除了冬至日和夏至日等“法定節日”（時稱“日至”）外，還有3種休假：
第1種是每5日休1日的“休沐”（在皇宮值班者是每10日出休1日）。
這種假日有些類似於我們今天的週末，最早是為了讓官員們經常有時間洗澡，別弄得臭烘烘的影響朝廷的臉面。
第2種是“寧”，是喪假的專稱。
第3種是“告”，是因功或因病的休假，分為“予告”和“賜告”兩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