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諭之夜》1（1）
我病了很久，出院那天，幾乎忘了怎麼走路，也差點想不起來自己是誰。醫生說，努把力，不出三四個月，你就能回到老樣子。我不信，可還是照他說的做。他們一度對我放棄希望，而我現在居然推翻他們的預測，奇蹟般活過來，除了活下去，我還能有什麼選擇？就當前面還有未來等我吧。我開始出門稍微走走，出一兩個街口便折回公寓。我才三十四歲，卻已被疾病變成一個一無用處的老人，一個顫巍巍、怪模怪樣的人，沒盯準腳下就邁不開腿。即便拖著力所能及的緩慢步履，行走也會在我腦中產生一種古怪的飄忽感，恍惚念頭和紛亂意識此起彼伏。世界在我眼前飄移湧動，恍若漣漪中的倒影。每次我試圖盯住一件具體的東西，想把它從喧譁的五顏六色中分離出來，比如說，女人頭上包的藍頭巾，或者駛過貨車的紅色尾燈，它就立刻開始分離，溶化，像一滴顏料掉進水杯裡，消散。每樣事物都在震顫，搖曳，不斷向四處崩離。因此頭幾個星期，我簡直搞不清自己的身體停在哪裡，周圍的世界又是何處。我撞上牆壁或是垃圾桶，纏上拴狗的皮帶和飛舞的紙屑，絆倒在最平滑的人行道上。我生來就住在紐約，可我不再清楚這裡的街道和人群，每次出門做小小的遠足，感覺就像迷失在一座異域的城市裡。那一年夏天來得早。才到六月的第一個週末，天氣已變得滯重、壓抑和穢氣。日復一日灰綠色萎靡的天空，刺鼻的垃圾味和汽車尾氣在空氣中凝集，熱氣從每一塊磚頭和水泥板中蒸騰出來。我仍暗自努力，每日早晨強迫自己下樓出街。腦中的混沌開始消散，氣力也一點點恢復，我已可以在這一帶裂隙般延伸的街道上走得更遠了。十分鐘變成二十分鐘，一小時變成兩小時，然後三小時。我大口喘氣，汗流浹背，漫無目標，隨波逐流，像是在別人夢裡的看客，看著這個世界在嘰嘰咔咔的腳步聲中碾過，搞不懂自己過去怎麼會就像現在周圍這些人一樣：總是來去匆匆，東奔西走，總是晚點，總是在日落前將諸多的物什囫圇塞進包裡。我再也無法組裝起來投身這種遊戲了，現在我是件廢品，一堆有故障的零件和一團受損的神經，對於那些瘋狂的攫取和揮霍，惟有冷眼旁觀。為了故作輕鬆，我重又開始吸菸，在帶空調的咖啡店裡消磨午後時光，叫一杯檸檬汁和乳酪三明治，順耳偷聽他人的談話，或者逐條讀完三份不同的報紙。時間就這麼過去了。1982年9月18日，那個可疑的早上，我在九點半到十點之間離開公寓。我和妻子住在布魯克林的圓石山區，位於布魯克林高地和卡羅爾花園之間。我通常往北走，但那天早晨我改往南，到法庭街後右拐，向前繼續走了六七個街區。天空是水泥般的顏色：灰色的雲、灰色的空氣，一陣灰色的風捲來灰色的小雨。我一向偏好這樣的天氣，陰鬱使我感到滿足，暫別夏日驕陽毫不足惜。出發後大約十分鐘，在卡羅爾街和總統街當中，我忽然發現街對面有家文具店。它楔身於一爿修鞋檔和一家日夜營業的酒鋪之間，在整排破舊和混淆的建築裡是唯一鮮亮的門面。我猜想它在此地才開不久，不過儘管門面很新，櫥窗陳列也很精巧（用圓珠筆、鉛筆和尺堆成塔形，象徵紐約的摩天大廈），這家“紙品宮殿”看上去還是太小了，不見得能有什麼奇貨。我那時決定穿過馬路走進去，一定是因為下意識裡生出了重拾舊業的願望，不過自己對於集聚在體內的這種衝動毫無察覺。五月裡從醫院回家後我還沒動過筆，一句話、一個字也沒寫，甚至連一丁點寫的願望都沒有。現在，經過四個月的冷淡和沉默，我腦子裡突然閃出一個念頭，要添置一套新的裝備：新的鋼筆和鉛筆、新的筆記本、新的墨膽和橡皮、新的便箋和活頁夾，新的一切。進門的收銀機後面坐著一箇中國人，他看上去比我略微年輕。往店裡走時，我透過櫥窗瞥見他匍在一沓紙上，用一支製圖鉛筆在上面畫著一串串數字。儘管那天透著初秋的寒意，他仍然身穿一件短袖襯衫，那種夏季的稀疏面料和松遢式樣，敞著領口，兩條古銅色的細胳膊顯得愈加孱弱。我拉開門，門上發出叮呤響動，那人抬起頭，對我禮貌地點頭，算是招呼。我也衝他點點頭，但還沒等我說什麼，他又埋頭到紙上的算式裡去了。外面法庭街上一定正好是車流的間歇，或者窗玻璃真的非常厚，我一踏進貨架之間的甬道，就一下子覺察到裡面的安靜。我該是當天第一個客人，凝固般的靜謐使我能聽到身後那人的鉛筆在紙上嚓嚓地寫。後來我一想起那天早晨，鉛筆的聲音總是立刻回到我腦海中。如果我將要講述的故事有什麼意義的話，我相信這就是開始，那幾秒鐘的時間，鉛筆是唯一殘留在這個世界上的聲音。我沿著甬道往裡走，隔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