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的河床幾十年裡已抬高了20米！淤積問題沒人認真研究，也沒人敢提。他給中央寫內參反映淤積問題還遭到不測，有人要告他。直到鄒家華副總理批示並撥500萬元處理淤積問題，他才解脫……
段局長說丹江口大壩設計使用壽命100年，現在已過去近40年，此時調水加高大壩，質量沒問題。但今後的60年，對大壩的質量呵護，必須百倍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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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滄桑的丹江口大壩，它的質量問題備受世人關注，尤其是它今天就要擔負起中線調水的重任之時，這種關注更是縈繞人心。為此，我們有必要從一批有良知的知識分子那裡，瞭解那個“不真實”年代裡的“真實”。恰是這寶貴的“真實”，呵護了“失去科學理性”年代的科學，進而最終呵護了丹江口豐碑般的大壩。
文伏波是長江水利委員會辦公室即水利部長辦公室高階工程師，當年，丹江口工程決定上馬，他帶領長辦工程設計代表組（以下簡稱設代組——筆者注）直接駐進了丹江口，負責提供設計圖紙和各項技術要點，他一駐就是10年。文伏波記憶了他經歷的那個年代，那個年代的教訓讓我們至今內心痛疼，但那個年代知識分子的對於科學與人格的堅守，卻又呈放大狀讓我們充滿敬重和欽佩！
文伏波：1958年8月，我率領部分設計人員駐到工地。開初是與工程指揮部的施工技術處一道工作，以後，考慮到設計與施工有相互制約作用，按照水電部的意見，設代組與施工技術處分開，在總指揮部黨委領導下，獨立工作。長達10年的現場設計工作，我親身經歷了大躍進期間土法上馬、土洋並舉、停工整頓、復工到基本建完的全過程。
今天回想當年一度過分強調精神變物質、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而帶來的不尊重科學、不按客觀規律辦事而造成的一些損失，令人痛心。當時每每午夜驚起，與同志們奔赴基坑檢查，深恐基礎開挖處理中留下隱患。在當時氣氛下，雖然提出的口號是“速度第一，質量第一，勤儉第一”，但實際上遇到速度與質量發生矛盾時，往往是降低質量要求來滿足速度要求。
作為流域機構和設計部門，為了適應當時的施工現實，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首先，儘量從設計上採取措施，簡化施工，以利於保證質量。由於當時只有極少量的專業施工隊伍和機械裝置，大量的是民工，湖北省委制訂了“政治掛帥，加強領導，依靠群眾，自力更生，土洋結合，以土為主，先土後洋”的施工方針。長辦於1958年11月初即將原擬定的混凝土雙墩大頭壩壩型，改為結構較簡單的寬縫重力壩壩型，以簡化施工。基礎開挖和處理的好壞是大壩穩定的關鍵。長辦於1958年12月提出了“丹江口混凝土大壩基礎開挖爆破技術要求”，力求控制指導基岩開挖。為適應澆築能力，有利於溫度控制，我們及時地將壩段分塊，由原設計的3塊改小為5個柱狀塊澆築。
丹江口大壩：十萬人生命鑄就的豐碑（11）
由於高指標和浮誇風蔓延到丹江口工地，致使工期一再縮短，進而提出了不切實際的“兩步走”施工方案。第一步在1959年汛前大壩修建到能起滯洪作用，1959年10月1日以前修到137 米高程，爭取一臺機組發電；第二步在1960年5月以前，工程全部完工。施工組織上採取了左翼、右翼兩大兵團同時作戰的臨時突擊勞動的組織形式。到1958年底，現場以民工為主體的施工人員達8�7萬餘人，在這種情況下，速度與質量的矛盾十分突出。記得在右岸河床壩基開挖時，工地有人提出用機鑽鑽深孔爆破，並開始實施。這樣勢將超過允許裝藥量，破壞基礎，造成嚴重後果。我速將此情況電告長辦主任林一山，林及時向周總理報告，隨即接到水電部通知禁止放大炮，並同時通知右岸導流底孔下游的混凝土護坦不能取消，當時工地有人提出全部取消護坦。周總理直接過問質量問題，引起了工地的重視。
在1959年1月到1962年主體工程停工前的兩年多時間裡，以國務院、湖北省委、水利電力部名義，曾先後組織了六次質量檢查……
1960年，丹江口工程進入第二期施工。這時廬山會議批判“右傾機會主義”的決議在工地廣泛傳達，工地黨委又提出了“大反右傾，大鼓幹勁，大挖潛力，掀起一個以大壩為中心的施工高潮”，將全年混凝土澆築指標定為160萬立方米，這幾乎是以前的兩倍還多，壓力很大。工地全部精力集中在完成這一高指標任務上，放鬆了機械化施工的沙石系統、拌合運輸系統、製冷系統等施工手段的建設。施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