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只是嚼嚼，說：嘴動三分飽。烽火學校有時給我們分一把苞谷，或用紙兒包一包苞谷糝，那就了不得！所有的榆樹皮全剝光了，所有的葛根全挖光了。我們生產隊一個月餓死了30多人！
3月26日，母親坐在屋門口菜園邊對我說：“從娃，我可能活不成了，我死了以後，還坐在這裡招呼你們兄弟倆，你們不要怕……”第二天一天母親都沒起床，3月28日早晨斷氣了……那年，我不滿13歲，弟弟只有7歲。
兩個大姐早已出嫁，三姐5歲時就已送給鄰居家做童養媳，幫她婆婆放牛、抱娃子。我們兩家住隔壁，共用一堵牆。成了親家後，就在牆上挖一個窟窿，兩家人共點一盞桐油燈，用棉花摻桐籽或烏桕籽槌槌，就是燈捻子。父母死後，我和弟弟就認這家人家做乾爹乾媽。我一邊去隊裡掙工分，一邊繼續三天打魚兩天曬網地念書；弟弟幫乾爹乾媽放牛、放羊。牛、羊都是隊裡的，放牛、放羊也記幾分工分。
我和弟弟常常餓得到生產隊地裡偷生紅薯或青豌豆角吃。有一次，我和弟弟一起餓昏在地裡，像死了一樣。公社書記袁昌明路過看到，就胳肢窩挾一個，手裡拎一個，把我們兄弟倆送回家。也就是那年臘月二十三，過小年，天上飄著雪，三姐揹著、領著我們，到幾十裡外的清涼寺溝。因為這一天，生產隊接到公社書記袁昌明通知，送我們到楊溪區孤兒院……
日後，我無論幹什麼都扒心扒肝地往好地幹，一生一世不忘袁昌明這個黨的基層幹部，都是因為我記著：我的命是在這一天揀回去的。
到孤兒院後我等於到了天堂，第一次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