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丹江口庫區考古發掘隊在淅川下寺地區共清理大中型楚墓5座，小型墓葬15座，車馬坑5座，小型漢墓8座，出土文物十分豐富，有青銅禮器、樂器、車馬器、玉石器、貝幣等7000餘件。其中青銅器器形高大雄偉，花紋瑰麗，鑄造工藝精湛，很多都是稀世珍品。後來人們才知道，淅川下寺二號墓是已發現的楚墓中年代最早、等級最高、隨葬品最豐富的一座墓葬。這是繼湖北隨縣曾侯乙墓之後的楚文化的又一重大考古發現。由於下寺楚墓的發現，關注楚文化研究的人們開始將注意力集中到丹江流域。
西漢司馬遷在《史記·屈原列傳》中有“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于丹淅”的記載。據說楚國大詩人屈原的名篇《國殤》，就是他在這一帶憑弔秦楚大戰中陣亡的8萬多將士而寫就的。《左傳》載：“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徙郢。”丹陽亦稱丹淅，清人宋翔風在《過庭錄》中寫道：“戰國丹陽在商州之西，當丹水、淅水入漢處，故亦名丹淅。鬻子所封正在於此。”
丹陽名稱的由來應和丹水有密切關係。中國古代地名命名的規律是：以山為名，山之南為陽；以水為名，水之北為陽。而且這幾十年的考古發掘也證明了這種觀點。現在可以肯定的是，凡楚墓集中而又有大型楚墓的地方，或為重要城邑，或為楚之國都。丹江口庫區沿岸已顯露出數百上千座古墓。儘管這一帶楚墓的實際分佈要遠遠超過這個數字，但足以說明丹江口地區在春秋戰國時期是楚人活動最為集中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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淅川：古丹陽最後的告別（2）
淅川楚墓的發現得益於庫水的沖刷。1978年、1979兩年庫水消落，庫水風浪數年間已將墓上的虛土沖掉，在水退後使墓口、墓框裸露在外，以致人們戲稱，丹江楚文化是庫區建成後被庫水衝出來、浪出來的。
與下寺楚墓東西相對的九女冢墓群也是因歷年庫水沖刷致使墓口顯露無遺。截至到現在，九女冢墓群共發現有300餘座，其中大型墓十多座。1979年丹江口庫區考古發掘隊曾發掘四座，可惜庫水上漲，未能清理到底。1989年，丹江口水庫再度因乾旱而水位下降，距淅川下寺楚墓群不遠的一些古墓葬再次露出水面，這便是後來發掘的和尚嶺、徐家嶺楚墓群。當時，一些村民在文物販子高價收購文物的誘惑下，開始大肆盜掘露出水面的文物，許多古墓慘遭破壞。主持和尚嶺搶救挖掘工作的河南省考古專家曹桂岑面對一號墓的七個盜洞和二號墓的三個盜洞頗為心痛。儘管被盜情況慘重，但墓內還是出土了珍貴的克黃鼎以及帶有數十銘文的編鐘。徐家嶺楚墓群也被盜多次，但經過清理，發掘出大型楚墓十座，車馬坑一座，出土器物達數百件。20世紀90年代，考古工作者對丹江流域淅川境內的古墓做了一次全面調查，共發現包括下寺、和尚嶺等墓群在內的春秋戰國時期的楚墓群28處，總數在2000座以上。
此外，在淅川春秋楚墓東約20華里的丹江口水庫內，在水位下降時，曾發現一座群眾稱之為“龍城”的古城遺址。城址的規模有七八萬平方米，但遺憾的是這個城址沒有進行過考古挖掘。由於尚無最終的結論，人們對它的關注度反而更高。1992年9月7日，全國楚文化研究會第六屆年會在淅川召開，與會人員參觀了龍城遺址、楚墓群、墓葬及縣博物館展出的萬餘件楚國文物，學者、專家們以他們穿越歷史的目光，辨析著龍城和楚文化千古的秘密。人們在期盼著，在南水北調中線調水工程庫水增高、龍城被淹沒得更深之前，這個事關早期楚文明的重要玄機，能被考古學家掌控、破譯。
淅川楚墓群的發現、發掘在向人們提示：楚文化發展的重要地區湖北沒有早期楚墓而多戰國楚墓，且楚國宰相的墓出現在淅川下寺，這說明楚國的始都在丹陽，即今天的淅川境內。考古發現印證了史書記載：“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徙郢。”即楚都於武王時才從丹陽遷往湖北江陵，楚文化的發展有一個從中原向江漢平原遷徙的過程。
奇絕、靈秀的楚文化以其鮮明獨特的文化特色為後人所敬仰，是我國古代文明中的一朵奇葩。故此，楚始都古丹陽的發現，成為淅川的驕傲。然而這一驕傲，在20世紀60年代丹江口初期工程中已全部沉入江底，具有500餘年歷史的古城（建於1470年）——淅川縣城，也與均州古城、鄖陽府城一起在江水的湧漲中沉沒。輝煌的楚丹陽作了最後的告別！
丹江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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淅川縣是丹江口水庫初期工程的主要淹沒區和移民安置區。丹江口水庫初期工程於1958年9月動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