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收入上諭十道，曾靜口供四十七條及其認罪書等。曾靜在認罪口供裡說，雍正至孝純仁，受位於康熙，兼得傳子、傳賢二意，又說雍正朝乾夕惕，懲貪婪，減浮糧，勤政愛民，是個好皇帝。所以《大義覺迷錄》一書實際又成了為雍正嗣位及初政作宣傳的書。
雍正將該書頒發到全國各府州縣學，讓讀書士子觀覽知悉。如果有不知道該書的，發現後，就拿該省學政、該州縣教官從重治罪。
這是前無古人的集子！這也是我們今天獲悉當年諸多歷史內情的重要參考書。
如此編書發行已是一奇，古來罕見。而最奇的是在處置曾靜、張熙兩犯的問題上。
當時，滿朝文武大臣都認為，不僅曾靜本人要凌遲處死，而且應誅連全族。雍正帝則力排眾議，別出心裁。他不顧群臣的反對，不但沒有殺曾靜、張熙，反而在十月將他們免罪釋放，還宣佈將來子孫也不得因為他們詆譭過皇帝而誅殺他們。
處理的原因據說一是嶽鍾琪為明瞭投書真相，曾同張熙盟過誓，不能讓這個國家重臣違誓失信，所以應寬免曾張二人；二是雍正認為：曾靜“並無反叛之實事，亦無同謀之眾黨”。要不是曾靜自行投首於嶽鍾琪，“使造書造謗之奸人一一呈露”，他皇帝“何由而知之？何從而究之？又何自而剖析開示，使天下臣民共曉之”？“即此曾靜不為無功，即此可以寬其誅矣”。
雍正的意思是，正因為這曾、張兩人投書，才獲知造作謠言之人為阿其那、塞思黑的太監，追出元兇，通報百姓。這樣看，曾、張二人不但無過，還有功勞！
於是，雍正還讓這對造慣例應當砍頭的師徒做“反面教員”，前往江浙、陝西等地，隨時現身說法，以宣傳《大義覺迷錄》一書和雍正皇帝的英明仁慈。
雍正的這一判決結果，真讓滿朝文武為之驚訝。
以帝王之尊同一介謀反書生大辯論，一年後又將涉及皇室醜聞的材料集結成書公佈全國，不久又將服輸的叛逆者釋放，雍正對曾靜案的處理，是歷史上不曾有過先例的奇事。
雍正歷來有最殘暴、最專制的惡諡。可是他的這番舉動卻展示了出人意料的開明風範，為什麼雍正能這樣做、敢這樣做？
固然有很多外界的情勢，使得雍正萌此創意。但另一方面，也可以從雍正的特殊的個性世界中，分析出其部分動機。
在他的內心，不但有一位執掌生殺予奪大權的君主，還有一位擁有堅強意志的哲學家！
所以，他不僅要從世俗的角度去壓倒對立面，使他們在行動上不得翻身，更要在思想上、境界上站到比反對者更高的層面，使他們在靈魂深處心悅誠服、甘拜下風，從此不萌異心。
只有這樣，他才能真正體味到成功的喜悅。
所以說，雍正絕不是一個一般意義上的好勝領袖。他的鐵腕不是源於天性的粗暴或後天的自卑，他不但有悍的關外旗人的血液和即位前豐富的人事政治鬥爭閱歷，更是在儒釋道佛三教合一的精神中浸潤成長起來的教養階層，其所處地位，又使他無論在實際政治上，還是在思想領域，都具有比一般帝王更加深刻的自信。
這是源於一種極端的“予智自雄”的自信：如果能從精神上征服這些異議分子，甚至不屑於從肉體上將其消滅。
雍正自信其精湛的學術修養、擅長觀測人性幽微之處的奇稟智慧；自信治理國家的天才，以及承繼皇位的“合於天心”，只有這樣，他才敢掀起這場曠古未有的違反常規的辯論，並親自擔當編寫人與發行人的角色。
君子要屈而有度
一個領導人物的謀略與智慧，應出色地表現為屈而有度，不卑不亢。也就是說：清廉純潔而有容忍的雅量，心地仁慈而又能當機立斷，精明而又不失於苛求，性情剛直而又不矯枉過正。
人事之中，行動取捨都不可失度，失度則會亂套，就要壞事，就會受到挫折。飲食無度，就會傷身；荒淫無度，就會誤國；貪婪無度，就會招來殺身之禍；玩笑無度，就會傷感情，有時甚至在無意中與人結怨；屈而無度，就會毀敗事業，達不到要求。“忍得一時之忿，終身無煩惱”只能從個人的道德修養而言，對於從事大事業、大計劃、大謀略的領導者來說，則是一不足取的短處。
一天，孫中山在胡漢民的辦公室發現了一大堆由他簽發，可是被胡漢民束之高閣的手令。他勃然大怒，忍不住拍桌子高聲大叫：“展堂！展堂！”
胡漢民匆匆進來，望著孫中山，像是不懂他為什麼大發脾氣似的。
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