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對國朝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
在財政日益困難的情況下，朝廷實行兩稅法，由古代的“舍地稅人”轉向“舍人稅地”方向。人丁，不再是徵稅的衡量標準，資產才是，故極大得罪了權貴。
但朝廷財政困難，從富人權貴身上弄錢的想法非常迫切，最後還是執行了下去。
兩稅法的推廣，造就了商業的日益繁榮，商業方面的稅種逐漸增多，不再是安史之亂前那種可有可無的狀態了。
商業的繁榮，帶來了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
比如今日前來興道坊府邸的富商大賈，都是乘坐裝飾考究的馬車來的，而且遍身羅綺，僕從如雲。
商人亦可做官，國朝不少官員本就是商人出身。
時人對經商之羨慕也溢於言表，商事詩多得數不勝數。文人也收受商人錢財，在題壁詩中加入商業元素，其實就是打廣告。
拓跋思敬已來長安數日。
他現在是一個標準的商人，從綏州販賣牲畜來關中。
靈夏一頭羯羊二百多錢，關中有的地方四百餘錢，有的五六百錢，長安甚至更高，這就存在了巨大的牟利空間。雖然不像有的商品動輒幾倍、十幾倍利，但羊的需求量大啊，走量的東西，哪怕不到一倍利，也是值得做的。
關中這百餘年來，算是承平的了。偶有幾次戰事，也是區域性性的，且很快就平定。最嚴重的巢亂，也沒有波及到京兆府北部、西部，經過了七八年時間的休養生息，百姓又緩過了氣來，生活走上了正軌。
拓跋思敬做的不是這種小生意，那樣太零碎，他搞的是長安城裡的大生意。
朝廷有制：親王以下，二品官，每月發的俸祿裡面，不算其他米麵油醋酒果子之類，光肉食就有“羊二十口、豬肉六十斤、魚二十頭”；三品官是十二頭羊，四品、五品官每個月供給九頭羊。
南衙北司逾萬官員，五品及以上雖然不算很多，但你還得算上各種散職，加起來也不是什麼小數目了。
還有宮廷、衙門、館舍、驛站、軍營等機構的日常酒肉消耗，這也是一大塊。
當然朝廷如今都這個鳥樣了，財政困難，俸祿要麼拖欠，要麼打折。但怎麼說呢，錢帛可以拖欠，酒也可以不發，但米麵、粉、油、鹽、醋、蜜、果、酥、炭以及蔥韭椒之類的調味品，如果再不發，可就過分了。
大家都不領俸祿，全給你白乾活是吧？
從某種程度上而言，邵大帥上供的牲畜，是朝廷發放俸祿、軍餉的重要來源。
國朝就是這樣，錢帛只是俸祿的一部分，豆豉、蔥韭、生薑、蒜之類都算俸祿。貨幣供應不足，就是這個鳥樣，這個問題估計要到明後期、清代那會才能部分解決，但多半沒法完全解決。
以上是俸祿及公家消費，還有數量更為龐大的私人消費。
巢亂已經過去快八年了，長安人口漸漸恢復，宮廷人口、官員家屬、軍士家人、寺觀僧尼、外鎮僑寓、流動商人、普通市民等等，大幾十萬還是有的。他們的生活水準參差不一，但高標準生活的人群數量很龐大，這個消費量也不可小視。
這就是首都。
任何一個商人攀上這裡面的生意，都能發大財。
拓跋思敬原本是做不了這個生意的，那是長安商人的地盤。但這些年朔方軍日漸強勢，邵大帥的政治影響力橫掃京西北諸鎮及京畿地區，連帶著朔方商人也日漸起勢，就如同武夫們一樣，開始“入侵”其他地方。
拓跋思敬就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抓住機會，把生意做進了長安。
他有一個叫崔釋的合作者，長安本地商人，實力雄厚，今日受邀參加了邵大帥在府邸內舉辦的宴會。
大帥是何心思，拓跋思敬也能猜測一二，鼓勵關中與靈夏之間商業來往，以實府庫。
他的野心，太大了。
當年兄長還在時，最大的夢想不過是能當上夏綏節度使罷了，與邵樹德一比，差距不可以道里計。
對了，拓跋思恭已經死了，葬於草原。拓跋氏出逃的那些人，如今只剩思諫、仁福叔侄二人，在河西沙磧艱難求存，聽聞與甘州回鶻可汗李仁美關係密切，守望互助。
拓跋思敬今歲斗膽進言，派人去沙磧聯絡拓跋思諫、仁福二人，招其來降，使永不為邊患。
邵樹德許之。
如今靈夏這個局面，拓跋氏即便回來了，也沒有任何東山再起的可能。
邵樹德並不嗜殺，靈州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