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曰《事後之政》，分子目五。又附錄者四事，皆先引古事，後系論斷。案，金穰木飢，天道恆然；堯水湯旱，聖朝不免。其挽回氣數，則在於人事之修舉。《周禮·荒政》十有二，多主於省事以節財。蓋預備之道，已散見於各職故也。我皇上宵衣旰食，軫念民依。或歲星偶沴，禾麥不登。賜蠲貸者動輒數十百萬，賜賑恤者亦動輒數十百萬。
即遇貪墨敗度，借拯災以蝕帑者，尚恐封疆大吏因噎廢餐，杜侵冒之風，或靳撫綏之費。綸音宣諭，至再至三；含識之倫，罔弗共喻；仁宏博濟，實邁唐虞。是以國璉是編，特邀睿賞。臣等校錄之下，仰見勤求民瘼之心，與俯察邇言之意，均迥軼千古也。
△《捕蝗考》·一卷（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國朝陳芳生撰。芳生字漱六，仁和人。螽蝝之害，春秋屢見於策書。《詩·大田篇》：“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毛、鄭之說，以炎火為盛陽，謂田祖不受此害，持之付於炎火，使自銷亡，並非實火。是漢時尚未詳除蝗之制，故訓詁家有是說也。至唐姚崇作相，遣使捕蝗，引《詩》此語以為證，朱子《集傳》亦從其說。於是捕蝗之法始稍稍見於紀述。
芳生此書，取史冊所載事蹟議論，匯為一編。首備蝗事宜十條，次前代捕蝗法。
而明末徐光啟奏疏最為詳核，則全錄其文。附以陳龍正語及芳生自識二條。大旨在先事則預為消弭，臨時則竭力翦除，而責成於地方官之實心經理。條分縷晰，頗為詳備。雖卷帙寥寥，然頗有裨於實用也。
△《荒政叢書》·十卷（山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俞森編。森號存齋，錢塘人。由貢生官至湖廣佈政司參議。是書成於康熙庚午。輯古人救荒之法，於宋取董煟，於明取林希元、屠隆、周孔教、鍾化民、劉世教，於國朝取魏禧，凡七家之言。又自作常平、義倉、社倉三《考》，溯其源，使知所法。復究其弊，使知所戒。成書五冊，其官河南僉事時所撰也。
末附鄖襄賑濟事宜及捕蝗集要，其官分守荊南道時所撰也。救荒之策，前人言之已詳，至積儲尤為救荒之本。森既取昔人良規，班班具列，而於三《考》尤極詳晰。登之梨棗，俾司牧者便於簡閱，亦可雲念切民瘼者矣。
──右“政書類”邦計之屬，六部，五十三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古者司徒兼教養，後世則惟司錢穀。以度支所掌，條目浩繁，然大抵邦計類也。故今統以邦計為目，不復一一區別。）
△《歷代兵制》·八卷（浙江範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宋陳傅良撰。傅良有《春秋傳》，已著錄。是書上溯成周鄉遂之法，及春秋、秦、漢、唐以來歷代兵制之得失，於宋代言之尤詳。如太祖躬定軍制，親衛殿禁，戍守更迭，京師府畿，內外相維，發兵轉餉捕盜之制，皆能撮舉其大旨。其總論之中，謂“祖宗時兵雖少而至精。逮鹹平後，邊境之兵增至六十萬。皇祐初，兵已一百四十一萬，謂之兵而不知戰。給漕輓，服工役，繕河防，供寢廟，養國馬者，皆兵也，疲老而坐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如今日者。總戶口歲入之數，而以百萬之兵計之，無慮十戶而資一廂兵，十萬而給一散卒。其兵職衛士之給，又浮費數倍，何得而不大蹙”云云。其言至為深切。蓋傅良當南宋之時，目睹主弱兵驕之害，故著為是書，追言致弊之本，可謂切於時務者矣。
△《補漢兵志》·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錢文子撰。文子字文季，樂清人。紹熙三年由上舍釋褐出身，以吏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歷宗正少卿。後退居白石山下，自號白石山人。宋初懲五代之弊，收天下甲兵，悉萃京師，謂之禁軍。輾轉增益至於八十餘萬。而虛名冒濫，實無可用之兵。南渡以後，倉皇補苴，招聚彌多，而冗費亦彌甚。文子以漢承三代之後，去古未遠，猶有寓兵於農之意，而班史無志。因摭其本紀、列傳及諸志之中載及兵制者，裒而編之，附以考證論斷，以成此書。卷首有其門人陳元粹序，述其作書之意甚詳。蓋為宋事立議，非為《漢書》補亡也。朱彝尊跋，稱“其言近而旨遠，詞約而義該，非低頭拱手，高談性命之學者所能”。然兵農既分以後，其勢不可複合。必欲強復古制，不約以軍律，則兵不足恃；必約以軍律，則兵未練而農先擾。故三代以下，但可以屯種之法寓農於兵，不能以井田之制寓兵於農。
文子所論，所謂言之則成理，而試之則不可行者。即以宋事而論，數十萬之眾，久已仰食於官。如一旦汰之歸農，勢不能靖，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