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
△《金石表》·一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國朝曹溶撰。溶有《崇禎五十宰相傳》，已著錄。是書雜列所蓄碑帖之目。
前有自序，稱“予行塞上，見古碑橫茀草間，偶一動念，古人遺蹟歷千百年，自吾世而湮沒之，為可惜。搜自境內，以至遠地。積五年，得八百餘本。經以碑，緯以撰者、書者之姓名，及所立之地與世與年，合而成表”。然其書與他家碑目相等，無所謂體仿周譜，旁行斜上之式。以表為名，殊不相稱。其間既不從歐、趙不分時代之例，而所列時代不以年序，亦不以地序，六朝以前合而為一，尤為雜糅。似乎未經編次之本，且八百餘本之中，惟楊珣殘碑注“疑非是再考”五字，餘皆不置一詞，亦不足以資考證。又王羲之書《曹娥碑》、《樂毅論》諸條下，皆注“宋拓”字。是雜錄古帖，並非金石之存於今者矣。
△《閒者軒帖考》·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孫承澤撰。承澤有《尚書集解》，已著錄。是編所記自《蘭亭》而下至文徵明之《停雲館帖》，凡三十有八種。一一考其源流，品其次第。書成於順治丁亥，在《庚子銷夏記》之前，故所記互有詳略。
△《天發神讖碑釋文》·一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國朝周在浚撰。在浚字雪客，祥符人。流寓江寧。是碑本在江寧城南之巖山，後在天禧寺門外。至宋，胡宗愈移置轉運司後圃，元楊益又移置府學中。一名三段碑，吳天璽元年刻石。黃伯思以為皇象書，或以為蘇建，其字怪偉，兼以碑斷裂，頗難辨識。在浚合其石，貫以鉅鐵，重為釋文，而以諸家題跋附之。考《吳志》及許嵩《建康實錄》，皆謂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四寸，刻上作皇帝字，於是改元天璽，立石刻於巖山紀功德，即此碑也。而趙明誠《金石錄》載《天發神讖碑》，乃謂天璽元年秋八月，鄱陽言，歷陽石理成字，凡二十，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今此碑乃在金陵，莫可考究。不知《吳志》載秋八月獲石歷陽，在獲石臨平湖之後，別自一事，明誠誤以此碑當之，宜其牴牾。又歐陽修《集古錄》載吳《國山碑》，謂孫皓天冊元年禪於國山，改元天璽。考《吳志》吳既改元天璽之後，又於吳興陽羨山獲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寶，遂禪於國山，明年改元天紀。其事亦在此碑之後。故《金石錄》既載《天發神讖碑》，又載吳《國山碑》。修誤合為一，亦未考也。此書前列斷碑殘字，後列金石輿地之書有可考證者，凡數十條。而《金石》、《集古》二錄獨不見採，殆以其舛異不取歟？所列碑中殘文，較《金石錄》多一百七十七字。
蓋明誠所據乃不完之拓本，而在浚則親至其地勘驗原石也。
△《昭陵六駿贊辨》·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張弨撰。弨字力臣，山陽人。博學嗜古，尤究心金石之文。後以聾廢，而考證彌勤。以《昭陵六馬圖贊》或以為太宗御撰，或以為殷仲容撰，或以為歐陽詢書，或以為殷仲容書，趙崡諸家，輾轉訛異。因親至其側，勘驗繪圖，以趙明誠《金石錄》為據，定以《六馬贊》為歐陽詢書，諸降將姓名為殷仲容書。
文已盡泐，確為誰撰，弨亦不能考矣。
△《瘞鶴銘辨》·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張弨撰。弨親至焦山搨原銘，較宋黃長睿、董逌所載者多得八字，所辨亦較顧元慶書為詳核。
△《瘞鶴銘考》·一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國朝汪士鋐撰。士鋐字文升，長洲人。康熙丁丑進士，官至右春坊右中允。《瘞鶴銘》在鎮江府焦山之下，以雷震墮入江。其石破碎不完，故字多殘闕，傳本往往不同。又作書者或以為王羲之，或以為陶弘景，或以為顧況。自宋歐陽修《集古錄》以後，著錄者數十家，彼此譏駁，幾如聚訟。而海昌陳氏玉煙堂帖本，尤為輾轉失真。康熙丁未，淮安張弨親至水澨，仰臥而手拓之。共得六十九字，較諸本獨多。因為考證成書。後四十六年，陳鵬年守鎮江，乃募工出石於江中，陷之焦山亭壁間。其石分而為五，所存七十七字，又不全九字，其無字處以空石補之。按其辭義，補綴聯合，益為完善。士鋐因備採昔人之論，並引弨說而折衷之。以鵬年所出石本為圖，列諸卷首，匯為此考，蒐羅頗稱詳盡。
案元郝經《陵川集》，載焦山寺僧寄《瘞鶴銘考證》一卷。又明司馬泰家藏書目內亦有《瘞鶴銘考》之目。今皆不傳。此書當原石出水之後，視張弨所錄較更詳也。
△《金石遺文錄》·十卷（兩江總督採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