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未及。而《序》中絕不言之，以跋語所未有也。其《年譜》所云‘居母喪時所作’，則或者以意附益之爾。敬之但據所傳，不加深考，此如司馬季思刻溫公書之比。公晦從遊在戊申後，其於早年固所不詳，只敘所聞以為譜，而勉齋《行狀》之作在朱子沒後二十餘年。其時《家禮》已盛行，又為敬之所傳錄，故不欲公言其非，但其詞略而不盡。其《書家禮後》，謂《經傳通解》未成為百世之遺恨，則其微意亦可見矣。後之人徒以朱子季子所傳，又見《行狀》、《年譜》所載，廖子晦、陳安卿皆為刊刻，三山楊氏、上饒周氏復為之考訂，尊而用之，不敢少致其疑。然雖雲尊用其書，實未有能行者，故於其中謬誤，亦不及察，徒口相傳以熟文公《家禮》云爾。惟元應氏作《家禮辨》，其文亦不傳，僅見於明邱仲深濬所刻《家禮》中。其辨專據《三家禮範》跋語，多疏略，未有以解世人之惑，仲深亦不然之。故餘今遍考《年譜》、《行狀》及朱子《文集》、《語錄》所載，俱附於後，而一一詳證之。
其應氏、邱氏語，亦並附焉。其他所載謬誤亦數十條，庶來者有以知《家禮》決非朱子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