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卷為《五聲》，六卷、七卷為《六律》，八卷、九卷為《律制》，十卷至十二卷為《八音》，十三卷至十六卷為《樂制》，皆剽剟習見之言。十七卷至末皆明之樂章，並教坊曲令亦載焉。全書無所發明，惟“六羽”條下稱祀孔子當增武舞耳。
△《律呂正聲》·六十卷（內府藏本）
明王邦直撰。邦直字子魚，即墨人。李維楨《序》以為曾官鹽山縣縣丞。林增志《序》則以為鉛山縣縣丞。二《序》同時，自相矛盾。考《明世宗實錄》，實作鹽山，則增志《序》誤也。其書以卦氣定律呂，推步準之《太玄經》，分寸準之《呂覽》，故大旨主李文利黃鐘三寸九分之說，而獨斜其律，以左律為右律。
又以三分損一、隔八相生截然兩法，而力辨古來牽合為一之非。援引浩繁，其說甚辨。自漢司馬遷至明韓邦奇諸家，皆有節取，而無一家當其意。蓋邦直當嘉靖間上書論時政，坐是閒廢，閉戶二十年乃成此書。王士禎《池北偶談》記萬曆甲午詔修國史，翰林周如砥嘗上其書於史館，蓋亦篤志研思之作也。然維禎《序》述其欲比孔子自衛反魯，使《雅》、《頌》得所；邦直《自序》亦稱千載之謬可革，往聖之絕學不患於無繼：則未免過誇矣。
△《律呂正論》·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朱載堉撰。是書掃除古法，自生新意。謂《史記》稱黃鐘八寸十分一，乃約十分為寸；《管子》稱九九以是生黃鐘，乃約九分為寸；自京房、劉歆始以九寸為九十分，以空圍相乘得八百一十分，宋蔡元定祖之：其說皆謬。因創為縱黍、斜黍、橫黍三等尺圖，謂元定誤以斜黍之積為橫黍之積，故諸律尺度皆謬。
於是每律長短皆列三等新法，以糾其失。又以密術推內外周徑、面冪及積實，而終之以《琴律圖譜》。大抵皆掊擊前人之說也。以載堉所撰《律呂精義》與是書相考，是書大呂橫黍律長九寸四分三厘九毫，而《律呂精義》則載大呂橫黍律長九寸四分三厘八毫七絲四忽三微一纖；是書太蔟橫黍律長八寸九分一厘九毫，而《律呂精義》載太蔟橫黍律長八寸九分一厘八毫九絲八忽七微一纖；是書夾鍾橫黍律長八寸四分一厘九毫，而《律呂精義》夾鍾橫黍律長八寸四分一厘八毫九絲六忽四微一纖。其餘絲忽以下，收零作整者甚多。蓋此書為載堉草創之本，而《律呂精義》後出，其算術與年俱進，故得數不同也。
△《律呂質疑辨惑》（無卷數，浙江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曰“句曲山人伯勤甫撰”。伯勤者，明鄭世子載堉字也。書中有云：“《律呂精義》內篇備載各律內外周徑、面冪、積實乘除算術已詳。今恐文煩，故不細解，只將倍、正、半三十六律內、外徑數開如左。”蓋載堉既為《律呂精義》，又為此書以約其義也。其說謂前《漢志》度本起於黃鐘之長，黃鐘之長便是一尺。若外加一寸然後成尺，則不可謂度本起於黃鐘之長矣。故全書俱從黃鐘長一尺立算，與所謂《律呂精義》及《正論》互相闡發。《千頃堂書目》不著錄，蓋未之見。今鈔本附於《律呂正論》之後，而以王所用《律呂正論序》冠於卷端，則二書一時，傳寫裝潢者誤移也。
△《樂經以俟錄》（無卷數，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瞿九思撰。九思有《春秋以俟錄》，已著錄。是編首以十二律衍為十二月令，摹仿《禮記》之文，頗為蕪雜。其解“用宮逐羽而清角生，引商刻羽而流徵成”，以為“凡樂調每均自下而上，初律謂之宮，次二謂之商，次三謂之角，次四謂之徵，次五謂之羽，則五乃羽位，非宮與商之位。因下宮居於羽調之羽位，似乎以宮逐羽，而宮下間一之陽律即是角，故曰《用宮逐羽而清角生》。以下商居於羽調之羽位，似乎引商刻羽，而商下間一之陰律即是徵，故曰《引商刻羽而流徵成》”云云。按“下宮”之名見《國語》伶州鳩所論七律，“下商”之名則亙古未聞，殆由九思杜撰。又以四清為清宮、清商、清角、清徵，如商調之數少，宮調之數多，則宮調謂之正宮；宮調之數少，而商調之數多，則宮調謂之下宮。
其法以宮與商相較，商與角相較，角與徵、羽莫不皆然。惟羽居五調之末，更無他調相較以知其孰為正羽，孰為清羽。然宮商、商角、角徵、徵羽既以次相較，羽調獨不可與宮相較乎？且古人有少羽、繆羽、清羽諸說，《管子》又有倍羽之律。九思不知凡一律皆有正、倍、半三聲，遂謂羽無清調，誤矣。又論蔡元定《旋相為宮圖》黃律雖在黃鐘宮調之首，而黃律不在黃鐘羽調之末，不得謂之以黃鐘起調畢曲。按樂律始終，條理出於自然。起調畢曲必用本律，本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