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椿以下，紛紛割裂五官，均無知妄作耳。鄭《注》《隋志》作十二卷，賈《疏》文繁，乃析為五十卷，《新、舊唐志》並同。今本四十二卷，不知何人所並。玄於三《禮》之學，本為專門，故所釋特精。惟好引緯書，是其一短。《歐陽修集》有《請校正五經札子》，欲刪削其書。然緯書不盡可據，亦非盡不可據，在審別其是非而已，不必竄易古書也。
又好改經字，亦其一失。然所注但曰“當作某”耳，尚不似北宋以後連篇累牘，動稱錯簡，則亦不必苛責於玄矣。公彥之《疏》，亦極博核，足以發揮鄭學。
《朱子語錄》稱“《五經》疏中，《周禮疏》最好。”蓋宋儒惟朱子深於《禮》，故能知鄭、賈之善雲。
△《周官新義》·十六卷、附《考工記解》·二卷（永樂大典本）
宋王安石撰。安石事蹟詳《宋史》本傳。晁公武《讀書志》曰：“熙寧中置經義局，撰《三經義》，皆本王安石《經說》。“三經”，《書》、《詩》、《周禮》也。”新經《毛詩義》凡二十卷，《尚書義》凡十三卷，今並佚。《周禮新義》本二十二卷，明萬曆中《重編內閣書目》尚載其名，故朱彝尊《經義考》不敢著其已佚，但注曰“未見”。然外間實無傳本，即明以來內閣舊籍，亦實無此書。惟《永樂大典》中所載最夥。蓋《內閣書目》據《文淵閣書目》，《文淵閣書目》即修《永樂大典》所徵之書。其時尚有完帙，故採之最詳也。考蔡絛《鐵圍山叢談》曰“王元澤奉詔為《三經義》，時王丞相介甫為之提舉。《詩》、《書》蓋多出元澤及諸門弟子手，《周禮新義》實丞相親為之筆削者。政和中，有司上言，天府所籍吳氏資多有王丞相文書。於是朝廷悉藏諸秘閣，用是吾得見之。《周禮新義》，筆跡如斜風細雨，誠介甫親書”云云，然則《三經義》中惟《周禮》為安石手著矣。安石以《周禮》亂宋，學者類能言之。然《周禮》之不可行於後世，微特人人知之，安石亦未嘗不知也。安石之意，本以宋當積弱之後，而欲濟之以富強。又懼富強之說必為儒者所排擊，於是附會《經》義以鉗儒者之口，實非真信《周禮》為可行。迨其後用之不得其人，行之不得其道，百弊叢生，而宋以大壞。其弊亦非真緣《周禮》以致誤。羅大經《鶴林玉露》《詠安石放魚》詩曰：“錯認蒼姬六典書，中原從此變蕭疏。”是猶為安石所紿，未究其假借六藝之本懷也。因是而攻《周禮》，因是而攻安石所注之《周禮》，是寬其影附之巧謀，而科以迂腐之薄譴矣。故安石怙權植黨之罪，萬萬無可辭。安石解《經》之說，則與所立新法各為一事。程子取其《易解》，朱子、王應麟均取其《尚書義》，所謂言各有當也。今觀此書，惟訓詁多用《字說》，病其牽合。其餘依《經》詮義，如所解“八則”之治都鄙，“八統”之馭萬民，“九兩”之系邦國者，皆具有發明，無所謂舞文害道之處。故王昭禹、林之奇、王與之、陳友仁等注《周禮》，頗據其說，欽定《周官義疏》亦不廢採用。又安可盡以人廢耶？安石神宗時所上《五事劄子》及《神宗日錄》，載安石所引《周官》及楊時《龜山集》中所駁平頒興積一條，其文皆在《地官》中。今《永樂大典》闕《地官》、《夏官》二卷，其說遂不可考。然所佚適屬其瑕類，則所存者益不必苛詆矣。安石本未解《考工記》，而《永樂大典》乃備載其說。據晁公武《讀書志》，蓋鄭宗顏輯安石《字說》為之，以補其闕。今亦並錄其解，備一家之書焉。
△《周禮詳解》·四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王昭禹撰。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昭禹，未詳何人。近世為舉子業者多用之，其學皆宗王氏新說。王與之作《周禮訂義》，類編姓氏、世次，列於龜山楊時之後，曰字光遠，亦不詳其爵裡。當為徽、欽時人。”今按其書，解“惟王建國”雲：“業格於上下謂之王，或而圍之謂之國。”解“匪頒之式”雲：“散其所藏曰匪，以等級之曰頒。故匪從匚從非，言其分而非藏也。頒從分從頁，言自上而頒之下。”解“圃”曰：“園有眾甫謂之圃。”解“鮑魚”曰：“魚之鮮者包以致之。”解“鱐”曰：“魚之乾者肅以致之。”解“司徒”雲：“於文反後為司，蓋後從一從廠從口，則所以出命，司反之則守令而已。從一則所以一眾，司反之則分眾以治之而已。從廠則承上世之庇覆以君天下，司反之則以君之爵為執事之法而已。”其附會穿鑿，皆遵王氏《字說》。蓋當時《三經新義》列在學官，功令所懸，故昭禹因之不改。然其發明義旨，則有不盡同於王氏之學者。如解《泉府》“以國服為之息”雲：“各以其所服國事賈物為息。若農以粟米，工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