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俱作五十卷。此本目次相符，蓋即原本。琦歷相三朝，功在社稷，生平不以文章名世。而詞氣典重，敷陳剴切，有垂紳正笏之風。呂祖謙編《文鑑》，錄其文十首。其中如《論減省冗費》、《論西夏請和》、《論時事》、《論青苗》諸篇，皆正論凜然，足覘其大節。詩句多不事彫鏤，自然高雅。
“黃花晚節”一聯，久為世所傳誦。而其他隨時抒興，亦多寄託遙深。江少虞《事實類苑》稱：“琦作《喜雪》一聯雲：‘危石蓋深鹽虎陷，老枝擎重玉龍寒。’
人謂其身在外而自任以天下之重。”固未免涉於附會，非琦本旨。至於司馬光《詩話》稱：“琦罷相守北京，新進多凌侮之，琦為詩云：‘風定曉枝蝴蜨鬧，雨勻春圃桔槔閒。’時人推其微婉。”強至《韓忠獻遺事》稱：“琦在相臺，作《喜雨》詩斷句雲：‘須臾慰滿三農望，卻斂神功寂似無。’人謂此真做出相業。”
則實能得其寓意。蓋蘊蓄既深，故直抒胸臆，自然得風雅之遺，固不徒以風雲月露為工矣。《名臣言行錄》載：“司馬光辭樞副時，琦有書與文彥博。”《東萊詩話》載：“是時亦有二書與光。”吳師道《禮部詩話》載：“琦手書《早夏》三詩，備蕭散閒適之趣。”皆《安陽集》所無。又陸游《渭南集》有《韓忠獻帖跋》，稱“西夏犯邊，琦當御戎重任，後入輔帷幄，陳謨畫策，駕馭人才，觀此帖可見。”今集中亦未載入。蓋編次猶有所脫遺也。此集之後，舊附家傳十卷，別錄、遺事各一卷。檢驗《通考》三書，本各自為目，乃後人匯而附之。今仍釐原帙，別著錄於史部，從其類焉。
△《文正集》·二十卷、《別集》·四卷、《補編》·五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范仲淹撰。仲淹有《奏議》，已著錄。是編本名曰《丹陽集》，凡詩賦五卷，二百六十八首；雜文十五卷，一百六十五首。元祐四年蘇軾為之序。淳熙丙午鄱陽從事綦煥校定舊刻，又得詩文三十七篇，為《遺集》附於後。即今《別集》。
其《補編》五卷，則國朝康熙中仲淹裔孫能濬所搜輯也。仲淹人品事業，卓絕一時，本不借文章以傳。而貫通經術，明達政體，凡所論著，一一皆有本之言。固非虛飾詞藻者所能，亦非高談心性者所及。蘇軾稱其天聖中所上《執政萬言書》，天下傳誦。考其平生所為，無出此者。蓋行求無愧於聖賢，學求有濟於天下。古之所謂大儒者，有體有用，不過如此。初不必說太極，衍先天，而後謂之能聞聖道；亦不必講封建，議井田，而後謂之不愧王佐也。觀仲淹之人與仲淹之文，可以知空言實效之分矣。
△《河南集》·二十七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尹洙撰。洙有《五代春秋》，已著錄。洙為人內剛外和，能以義自守。久歷邊塞，灼知情形。凡所措置，多有成效。其沒也，歐陽修為墓誌，韓琦為墓表，而范仲淹為序其集。其為正人君子所重，與田錫相等。至所為文章，古峭勁潔，繼柳開、穆修之後，一挽五季浮靡之習，尤卓然可以自傳。邵伯溫《聞見錄》稱：“錢惟演守西都，起雙桂樓，建臨園驛，命歐陽修及洙作記。修文千餘言，洙止用五百字。修服其簡古。”又稱“修早工偶儷之文，及官河南，始得洙，乃出韓退之之文學之。蓋修與洙文雖不同，而修為古文則居洙後也”云云。蓋有宋古文，修為巨擘，而洙實開其先。故所作具有原本。自修文盛行，洙名轉為所掩。然洙文具在，亦烏可盡沒其功也。集凡二十七卷，與《宋史·藝文志》所載合。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雲二十卷者，蓋傳寫之脫漏。其《雙桂樓》、《臨園驛記》集中未載，當由編錄之時已佚其稿矣。
△《孫明覆小集》·一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宋孫復撰。復有《春秋尊王發微》，已著錄。案《文獻通考》載孫復《睢陽子集》十卷。《宋史·藝文志》亦同。此本出自泰安趙國麟家，僅文十九篇、詩三篇，附以歐陽修所作墓誌一篇。蓋從《宋文鑑》、《宋文選》諸書鈔撮而成，十不存一。然復集久佚，得此猶見其梗概。蘇轍《歐陽修墓碑》載：“修謂於文得尹師魯、孫明覆，而意猶不足。”蓋宋初承五代之敝，文體卑靡。穆修、柳開始追古格，復與尹洙繼之。風氣初開，菁華未盛。故修之言云爾。然復之文，根柢經術，謹嚴峭潔，卓然為儒者之言。與歐、蘇、曾、王千變萬化，務極文章之能事者，又別為一格。修之所言，似未可概執也。至於揚雄過為溢美，謂其《太玄》之作非以準《易》，乃以嫉莽。則白圭之玷，亦不必為復諱矣。
△《徂徠集》·二十卷（江蘇巡撫採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