裡復不同，或疑為別一劉蛻，未之詳也。是集前有自序曰：“自褐衣以後，辛卯以來，辛丑以前，收其微詞屬意古今上下之間者為內、外篇。復收其怨抑頌記嬰於仁義者雜為諸篇焉。物不可以終雜，故離為十卷。離則名之不絕，故授之以為《文泉》。蓋覃以九流之旨曰文，配以不竭之義曰泉。崖谷結珠璣，昧則將救之。雨雷亢粢盛，乾則將救之。豈託之空言哉！”
觀其命名之義，自負者良厚。其《文冢銘》最為世所傳。他文皆原本揚雄，亦多奇奧。險於孫樵，而易於樊宗師。大旨與元結相出入。欲挽末俗反之古。而所謂古者，乃多歸宗於老氏，不盡協聖賢之軌。又詞多恚憤，亦非仁義藹如之旨。然唐之末造，相率為纂組俳儷之文，而蛻獨毅然以復古自任，亦可謂特立者矣。高彥休《唐闕史》載：“蛻能辨齊桓公盎之偽。”其學蓋有根柢。《舊唐書·令狐楚傳》載：“鹹通二年，左拾遺劉蛻極論令狐綯子滈恃權納貨之罪，坐貶華陰令。”則蛻在當時，本風裁矯矯，宜其文之拔俗也。集十卷，今已不傳。此本為崇禎庚辰閩人韓錫所編，僅得一卷。蓋從《文苑英華》諸書採出，非其舊帙。存備唐文之一家，姑見崖略云爾。
△《梨嶽集》·一卷、《附錄》·一卷（浙江鄭大節家藏本）
唐李頻撰。頻字德新，壽昌人。大中八年擢進士第。調秘書郎，累遷建州刺史。卒於官。州民思其德，立廟梨山。事蹟具《唐書·文藝傳》。頻為姚合之婿，然其詩別自為格，不類武功之派。是編本名《建州刺史集》。後人敬頻之神，尊梨山曰梨嶽，集亦因之改名。初罕傳本。真德秀得本於三館，欲刻未果。嘉熙三年，金華王埜始求得舊本鋟版。元元貞及後至元間，頻裔孫邦材、會同，明永樂中河南師祐，正統中廣州彭森，先後重刊者四。此本即正統刻也。凡詩一百九十五首，較《全唐詩》所載少八首。而《送劉山人歸洞庭》一首，卷中兩見，惟起二句小異。又《秋宿慈恩寺遂上人院》詩，誤作《送宋震先輩赴青州》。題與詩兩不相應，殊不及席氏《唐百家詩》本之完善。末為《附錄》，則歷朝廟祀敕書碑記及刻詩序跋。張復、彭森二序皆稱初刻出真德秀，與王埜序稱德秀欲刻不果者自相矛盾，未喻其故。殆傳聞訛異歟？王士禎《居易錄》稱：“詩人為神，未有頻之顯著者。”然頻詩自佳耳，其為神則政事之故，非文章之故也。
△《李群玉集》·三卷、《後集》·五卷（江蘇蔣曾瑩家藏本）
唐李群玉撰。群玉字文山，澧州人。大中八年詣闕進詩，授弘文館校書郎。
其集首載群玉《進詩表》及令狐綯薦狀、鄭處約所行制詞。表稱歌行、古體今體七言、今體五言四通，合三百首。考劉禹錫作《柳宗元集序》，稱三十二通。
（案今本作四十五通，乃後人追改。）則唐時以一通為一卷。今本三卷。已與表不合。又表稱三百首，而今本《正集》僅一百三十五首，《外集》亦僅一百一十三首。合之不足三百之數。觀中卷之末有《出春明門》一首，自注曰：“時請告歸。”則此集雖仍以歌行、古體今體七言、今體五言分目，而已兼得官以後之詩，非復奏進之原本矣。《太平廣記》載群玉遇湘君事甚異。其詩今載《後集》第三卷。然前一首為弔古之詞，無媟褻之意。後一首寫當時棹女與二妃，尤不相關。
況群玉雖放誕風流，亦豈敢造作言語，瀆慢神明，汙衊古聖！殆因其詩為時傳誦，小說家因造此事附會之耳。洛神訛為感甄，李善至引以注《文選》。俗語丹青，往往如是，未可據為實錄也。
△《孫可之集》·十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唐孫樵撰。樵字可之，又字隱之，自稱關東人。函谷以外，幅員遼闊，不知其籍何郡縣也。大中九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僖宗幸岐、隴時，詔赴行在，遷職方郎中、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新唐書·藝文志》、《通志》、《通考》皆載樵《經緯集》三卷。《書錄解題》稱樵自為序凡三十五篇。此本十卷，為毛晉汲古閣所刊。稱王鏊從內閣鈔出。前載樵自序，稱“藏書五千卷，常自探討。幼而工文，得其真訣。廣明元年，駕避岐、隴，朝廷以省方蜀國，文物攸興，品藻朝論，旌其才行。遂閱所著文及碑碣書檄傳記銘志得二百餘篇。撮其可觀者三十五篇”云云。與陳振孫之說合。又稱“編成十卷，藏諸篋笥”云云，則與三卷之說迥異。近時汪師韓集有《孫文志疑序》一篇，因謂樵文惟《唐文粹》所載《後佛寺奏》、《讀開元雜記》、《書褒城驛》、《刻武侯碑陰》、《文貞公笏銘》、《與李諫議行方書》、《與賈秀才書》、《孫氏西齋錄》、《書田將軍